科学主义:合理性与局限性及其超越

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知识 ,惟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 ,它能够推广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并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科学主义不仅推进了自然科学自身的进步 ,而且造成了其他研究领域移植、借鉴自然科学方法 ,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它的“统一科学”的思想 ,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发展的趋势。但它追求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 ,把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不加限制地外推搬用并规范人文、社会科学 ,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用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加以补充和调节 ,实现两种文化的并协共进 ,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超越。     

艺术民族化与走向世界——兼谈中西艺术之沟通

近一个时期,我国有些报刊在讨论艺术民族化与走向世界的问题,这对我国艺术发展是有益的。艺术走向世界,与艺术现代化有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文化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面在宣传世界性文化大融合,一面在强调文化的“寻根”。这两种现象从表面上看好象不相干,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些大国对全球性文化和     

两种文化协调发展随想

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如何认识和处理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成为人类长期思索的问题。时至当下，这一问题更具有尖锐的挑战性。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转化与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的发现，使这个一百年被人们称之“科学的世纪”。然而，与之相较，行将与我们拱手揖别的20世纪，更是一个科技昌明的世纪。20世纪自然科学的四大成就——改变传统时空观念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勾勒微观物理实在的原子结构与基本粒子发现和量子力学建立，电子计算机…     

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

19世纪以来 ,将历史学科学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一直是一种强劲不衰的倾向 ;澄清“历史”与“科学”之间的纠结关系 ,也因而成为理解和把握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一把钥匙。诚然 ,近代、特别是 1 9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历史学起到了深刻的塑造作用 ,但由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性质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 ,决定了它们只能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形式。对于历史学而言 ,看来惟有“体验”、“理解”与“想象”才可能是通向历史“内部”的管道。     

两种文化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峙局面一直在认识对象及认识方法的差异基础上沿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试图通过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作为建构的实践活动,来为两种文化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为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创造新的平台.如果这样,那么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分就仅仅只是一种主题化的区别,而不再依据所谓本质主义的原则.     

真与善的两失：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困境检讨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坚持了近代自然科学将“真”与“善”分割开来的方向,继承了自然科学在真确性方面的两个妄断;又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特殊的方法论困局,即人被“事实化”的问题;由于“价值中立”原则被误用,所以社会研究对“非善”有纵容的倾向。“善”在当代作为一个个人性的命题,与社会科学研究对知识之普遍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唯科学主义的态度,导致中国社会研究领域没有及时吸取方法论哲学和知识学的前沿成果,是真善两分和真善两失的根源。     

浅谈文化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机整体，政治、经济、文化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三个组成部分，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相互依赖。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必将越来越重要。文化问题已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但二者相濡以沫、相激相励、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创造性事业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重新认识马克思 ,在“中国经济学”的议事日程上已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承续其传统并予以创造性的转化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它受到反传统和原教旨主义两种态度的阻碍 ,对此必须从文化认知模式的无意识层次进行深刻反思。基于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对马克思科学哲学革命的重新认识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新阐释 ,并吸收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框架、研究起点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 ,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学”的一种研究纲领     

摄取文学的文化精魂

摄取文学的文化精魂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旭东研究问题的方法与尺度必须与研究对象相符。当年在西方，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以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左拉就充满信心地想以科学试剂来分解人的情感。后来人们才发现，用自然科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     

文化的比较与比较文化

文化的比较与比较文化滕守尧“文化比较”与“比较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指一种比较的活动，后者指比较之后形成的“来自所比较者而又不同于所比较者”的文化，这种“比较文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它来自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融和由交融导致的突变。突变意...     

论"科学标准"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其各自的标准与规范.自然科学的标准主要是理性标准、逻辑完备性标准、科学实验和科学实践的标准、可重复性标准、唯物论可知论标准、科学的简单性标准;人文科学的标准主要是法律道德标准、先进性和新颖性标准、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标准、美学和欣赏性标准、典型性和独创性标准、生产力标准.自然科学标准和人文科学标准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它们的统一性主要是对象的统一性、研究目的的统一性、成果来源的统一性、研究方式的统一性;它们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预言和猜想、重复与独一无二问题、数学逻辑问题、实验与调查等四个方面.所以,两种科学的统一是"有差异的统一".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从"欲"到"德"——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国早期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欲"到"德",或者说从人的本能到人的本质的过程。孔子以前, "性"就是欲望、本能。当时的人性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以"德"御"性"和以"气"释"性"。老子和早期孔子开 始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这 实为义理之性之渊源、性善说之滥觞。     

对"灌输"教育的再认识

“灌输”教育曾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却遭到许多人误解。实际上,“灌输”教育仍是当前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是因为,客观实践还需要继续在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领域大力实施各种形式的“灌输”教育,把全民族的创新意识、科技文化素质、民族凝聚力和思想道德状况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处在信息社会。人们不可能离开各种信息的“灌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形成主导价值观也离不开“灌输”。而且,“灌输”教育对于克服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灌输”教育,还需要进行内容方式的创新。     

《郑氏规范》的家庭教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并在此后屡受旌表的郑氏家族,因其孝义治家的大家庭模式和传世家训《郑氏规范》,奠定了它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郑氏规范》中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家规族训,以及极具特色的教化实践,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巩固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稳定和儒家伦理、文化的世俗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开颅戒毒"事件前后的伦理思考

“开颅戒毒”手术被停止后,出现了强烈反映,两种不同看法争论激烈。当前的任务不在于争论,重要的是:切实做好对人们健康权的保护工作,改变医患之间信息极不对称的现状,改善医学伦理委员会人员结构,依法规范专家资质,制定统一审查程序,明确审查行为的法律责任,医学伦理委员会真正开展实质性工作,以保障医疗工作更加安全。     

基因组研究的伦理分析与道德调控

基因组研究和应用,既可以给人类带来益处,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尤其是要加强对基因组研究的道德调控,强调从事基因组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应负的道德责任,使其自觉维护科学技术自身的纯洁与尊严.     

论新文化语境下"鬼"的文学存在

在科学逐渐昌明、现代意识勃发的“五四”社会趋势下,“鬼”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遇、现代作家新的文化态度以及表露于启蒙与审美不同层面的文学纠葛等话题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现代”生存都是富有探讨意义的。     

科学发现优先权与科学奖励制度

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争,实质上是同行“承认”之争,是一个科学奖励的问题。科学奖励的实质是对科学家独创性成就的“同行承认”。“同行承认”的对象是科学家的独创性成就,这就涉及到了“独创性”和与之相对应的“谦虚”是否应当成为科学家行为规范的问题。独创性和谦虚这两条规范和默顿最初提出的四条规范的关系大致是:“独创性”是与四条规范相并列的另外一个系列的规范之一;“谦虚”是公有主义的逻辑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