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般说来,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三种:一、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二、译者的主体性;三、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思考

文章论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对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创造性叛逆与有意误译,创造性叛逆与增译,创造性叛逆与省译(节译),创造性叛逆与个性化翻译,创造性叛逆与编译、转译和改编以及创造性叛逆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指出对待创造性叛逆必须持科学辩证的态度,切不可将创造性叛逆与错译、讹译和滥译相提并论。     

浅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通过介绍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各种表现形式，说明了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密不可分的。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翻译的创造性叛逆难以避免，而译者对读者的关怀又促成了创造性的叛逆。笔者从积极的方面审视翻译中客观存在的这一现象．并认为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跨越地域、跨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意识形态和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与翻译的关系、创造性叛逆与翻译的关系,并且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两方面阐述对创造性叛逆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政治宗教促使的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导致的创造性叛逆、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引起的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译者有可能克服这种影响.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女权主义对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批判与拆解

20世纪的西方女权运动和随之出现的女权文学批评彻底地颠覆了西方作家笔下传统的女性形象.传统女性形象大多以男性中心主义为模式,根据男权社会的需要塑造而成的,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歪曲.本文试图从女权主义批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历史与传统,纠正男权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和扭曲,"把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掉",寻觅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重铸女性的文学历史.     

原文生命的延伸——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女性作为译者主体延续了译文的生命,并通过创造性的叛逆给译文注入了女性性别意识。但女性性别意识的过于强调、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过激化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该注意的问题。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极力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从而从理论上提高了译者的地位.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对原作的操纵,从而使译者显形.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导致了对读者的忽视.     

论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主体间性特征

随着西方哲学关于主体性研究的发展,翻译中的主体间性研究开始登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担负着多重身份,他们对原作的翻译既是 "创造性叛逆",又是一种"误读","创造性叛逆"往往寓于误读之中,并以误译的形式出现.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也蕴含了主体间性特征,并且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叛逆"是以主体间的互动与制约为基础而呈现的.因此,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既是一种主体性事实,也是一种主体间性事实.     

“创造性叛逆”与文学作品的第二次生命——基于《生死场》葛浩文译本的分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作离不开“创造性叛逆”。文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生死场》译作为例,通过对葛浩文在进行“创造性叛逆”翻译时采用的“异化归化”“增补明言与删减”“结构重组”“语气转换”等策略与方法的分析,说明“创造性叛逆”对于搞好文学翻译、赋予文学作品第二次生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与价值。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语言的“重新性化”--谈女权主义的翻译观

女权主义运动对西方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影响也渗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权主义者对语言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其对翻译事业的影响却是鲜为人知的。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者苏姗妮在她的《双语人》一书中详尽地叙述了她的翻译观点翻译就是以女权主义的方式再改写,而再改写的最本质的原则就是要“重新性化语言”。     

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创造性叛逆解析

翻译的文化转向是站在文化的高度看待翻译,从这个角度看,叛逆式翻译是客观存在的。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译本在社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创造和照顾读者理解等方面体现了创造性叛逆。文化因素和读者因素是叛逆式译文的根源。创造性叛逆有利于拆除文化交流的壁垒,但在理论上,译者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文化叛逆,因为这种叛逆式译文不利于读者对原语文化真相的认识。     

功能翻译理论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阐释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译本的功能,提倡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取得特定的翻译目的而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原文做出的叛逆。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可以比较好地阐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的三大法则为切入口,结合翻译实例对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产生作了一个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