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污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订后,我国从立法、司法、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加强了协调,不但修改、完善了有关腐败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还专门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反贪污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应当在坚持国家主权、平等互利和双重犯罪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引渡、刑事诉讼移管、协助调查取证等形式,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严厉打击腐败犯罪.     

试论我国的引渡制度

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涉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只是提供了一种形式上最有效的方式,跨国"避罪"问题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引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自不例外.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参加或签署的国际条约在引渡实践中存在局限性、签署的双边引渡条约存在缺陷,双边友好协商方式运作艰难.二是中国引渡制度实现中的政治、经济、人权、法律等阻碍因素.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制度研究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体现了缔约国在共同反腐败上的决心.其中的引渡制度的规定,如不完全的双重犯罪原则、附带引渡问题、财税犯罪可引渡、腐败犯罪非政治化努力等,为缔约国之间的引渡腐败犯罪人实践提供了同一的规则,对惩罚腐败犯罪分子,防止其逃避法律制裁意义深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制度研究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体现了缔约国在共同反腐败上的决心。其中的引渡制度的规定,如不完全的双重犯罪原则、附带引渡问题、财税犯罪可引渡、腐败犯罪非政治化努力等,为缔约国之间的引渡腐败犯罪人实践提供了同一的规则,对惩罚腐败犯罪分子,防止其逃避法律制裁意义深远。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发展趋势探析——兼论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诞生的主要标志.它对保护引渡客体的人权、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意义重大,同时又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近年来,该原则出现了补充条款,其适用范围也受到了限制,并引入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我国<引渡法>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完善相关制度.     

论国际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化犯罪的趋势也在不断地上升,一些单纯的国内犯罪已经逐步演变为较为复杂的国际犯罪。众所周知,国际法是靠国家单独或集体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面对着诸如洗钱,毒品等较为复杂的跨国犯罪,单单靠国家单独的力量是很难打击的。所以必须通过各国之间的司法协助来打击这些跨国犯罪,通过国家之前长期的司法实践引渡制度应运而生。而双重犯罪原则作为引渡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引渡首先要满足的条件,在引渡制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死刑不引渡原则看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形式之一,尊重主权、保护人权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有关国家在引渡过程中应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充分保障被请求引渡对象的人权.     

从适用范围角度谈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中的限制问题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引渡规则,在引渡的各项规则中,普及程度最高,法律地位最高,甚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腐败犯罪以及各种危害人类基本权利和生存犯罪的重视以及认识的统一,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安全阀”作用日益降低,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不让这一原则成为犯罪分子躲避制裁的护身符,因此,各国对这一原则的限制越来越多.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析论

随着引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则之一,它是现代引渡制度诞生的主要标志,对保护引渡客体的人权、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意义重大,但它自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同时又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它自身的发展又促进着引渡制度的发展.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立了这一引渡制度.     

中南亚国家问建立多边刑事司法合作制度防治跨国犯罪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毒品走私犯罪、腐败犯罪和洗钱犯罪,这四种犯罪是当前严重危害中南亚国家的跨国犯罪,而且这四种跨国犯罪在该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具有跨国性、地域性和相关联性的特点。开展地区性刑事司法合作,在该地区建立多边的刑事司法合作制度是防治该地区跨国犯罪的必经途径。     

制度多样性与制度分析的层次性

本文讨论了制度的多样性 ,制度分析的层次性 ,新制度主义所包含命题 ,认为制度分析是以制度为分析变量 ,解决制度与行为、制度与组织、制度的稳定性与变迁三个基本问题。     

生态产业系统的支撑体系研究

生态产业系统的出现成为解决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诸多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其理论基础--产业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可知,生态产业系统的发展必须在法律、政策、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撑下,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分成三部分.首先,对生态产业系统发展的背景作了简要的介绍;其次,阐述了生态产业系统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最后,从法律、政策、技术以及文化四个方面构建了生态产业系统的支撑体系.     

制度变迁与信用制度创新

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信用制度建设的实践,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我国市场信用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制度,重点研究了中国信用制度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信用制度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系统设计中的一个划分模型

系统划分是系统设计阶段应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试图根据Metropolis动力系统中的原理，建立划分系统的一个模拟退火模型，从系统内在联系的角度寻找系统划分的方法。     

民主化的制度与制度的民主化改革——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30周年

推进民主政治,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意义.推进制度化的民主,关键在于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关系.以政治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现改革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即要从"以权为本"彻底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     

我国所有制制度变迁研究

文章对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的变迁及未来趋势进行了描述,再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我国所有制制度变迁的原因,文章着重论述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密联系。     

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认为是责任内阁制。从其条文入手 ,通过与实行典型总统制政体的美国及责任内阁制政体的英国的比较 ,可以确认《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实际上是兼有总统制和内阁制因素的混合政体。     

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

有的人认为,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困难,是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缺乏法治理念与制度,不过,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和西方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表面上称为法治,实际上则是人治。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作为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项目制旨在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并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项目制所引起的基层集体债务、部门利益化以及体制的系统风险,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比较研究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所以它们属于同类制度。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有许多相同点,同时也有重要的差异。监察专员制度已经得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用,它的成功对于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