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背后的“回归”——巴金《家》的再审视

《家》是巴金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传统解读中，更多是着重在对家的反叛，并进而批评主体性的缺失。事实上，巴金在《家》中描绘的二十年代渗透在我国内地广大农村、城镇中那一个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背后，暗示了出走恰恰是为了对心灵之家的回归。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巴金的创作始终保持对心灵、信仰的坚守与回归。     

论曹禺戏剧中的“幕后人物”

曹禺在早期戏剧中塑造了一批幕后人物，包括“雷雨”，金八，焦阎王，打夯工人以及古北京人。这些幕后人物可分为两类形象，第一类以“雷雨”．金八和焦阎王为代表；第二类是打夯工人和古北京人，其中蕴含着从黑暗神秘到光明理想的内涵变化。幕后人物不仅构成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还在舞台呈现中以独特的方式加强戏剧性。这些幕后形象在曹禺笔下整合出现，则主要由于舞台的时空限制和作家的主观艺术构思。     

论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的“政治”主题

＂家国＂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它还是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家国意识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下,对于国家政治主题的关怀一直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它不仅表现于家庭内部事件的寓指中,在家庭外围的各种社会活动里,对于政治的直观叙写、暴露与批判亦是此类小说作家们明显而刻意的追求。作家们在＂政治＂场景的细写和解剖当中,将他们心底的末世声音传递了出来,这是他们对于时代风雨的敏感体验和反映。     

论尤金·奥尼尔戏剧中的“母亲情结”

美国悲剧作家奥尼尔的创作深受其母亲的影响。同母亲复杂的情感纠葛使其对女性的认识等同于母性:衡量好女人的标准就是她能否像母亲一样给男人以抚慰。难解的“母亲情结”使奥尼尔在婚姻中寻找着母亲,在戏剧中塑造着母亲。在《榆树下的欲望》和《悲悼》中两位母亲身上都可以找到其生母的影子,而其对女性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抵触发展到理解和同情,并对她们的悲剧赋予了积极意义;剧中的母子关系反映了奥尼尔与众不同的母亲—儿子—妓女的三角母子关系的创作模式,再现了作家痛苦的内心世界,对母亲无望的追寻。     

青春情怀 “雷雨”性格——论曹禺笔下的青春世界

曹禺的剧作和青春主题结下了不解之缘:青春礼赞、青春堕落、青春反叛与青春复仇,这些青春主题构成了曹禺剧作的主要内容。曹禺笔下的青春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既展示了青春的热烈与美好、理想与希望,又揭示了青春的盲目和脆弱、疯狂和残酷。他以一幕幕青春悲剧愤怒控诉黑暗社会和专制家庭对青春的压抑、扭曲和毁灭,又以主人公的青春反叛和抗争带给我们一次次震撼和感动。炽热的青春创作激情给曹禺剧作带来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敏锐深入的青春思考使其剧作呈现深邃阔大的哲理境界。     

囚笼与坟墓:曹禺的“家”情结

曹禺在他不多的创作中， 最热衷、最擅长也最喜欢表现的对象是“家”， 由此构成了曹禺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本文由此生发， 深刻阐释曹禺笔下“家”的构成、特点、表现形态， 从现代“家”的反思中， 流露出作者目睹了太多现代悲剧， 渴望人们在某些方面（ 如人格精神） 复归原始，挣脱文明的捆绑， 回到活活泼泼、多姿多彩的本真状态的反文明倾向     

寻归自然与精神生态——关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的精神救赎问题

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当代生态小说顺应这一社会思潮而出现。当代中国作家们试图通过人与自然的亲近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偏差,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希望以生态人格的建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实现自我精神与自然环境的双重拯救。     

文明的批判——从戏剧意象论曹禺《原野》的主题

《原野》是曹禺的第三个戏剧生命,深受西方表现主义文艺思潮和美国杰出戏剧家奥尼尔戏剧的影响,戏剧中意象纷呈、隐意深奥。“森林”、“老屋”和“金子铺的地方”是《原野》意象群中的主要意象,在意象构架的象征世界里隐寓着曹禺对原始文明、封建文明和资本文明的批判。     

罪恶与救赎——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理解之异同

莎士比亚戏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救赎要依赖神恩,而莎士比亚戏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救赎观的不同,其根源在于它们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差异。基督教从神学本体论出发,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戏剧将罪恶看作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     

来自世态一角女性生存的精神隐喻——凌叔华小说“家”意象主题分析

叙事作品中的主题意象能够给作品带来画龙点睛的功效,使作品的主题显得幽渺而深邃。凌叔华以女性特有的心理和视角,意在通过“家”这一审美意象,来透视中产阶级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和苍白的生存处境。     

是戏剧还是仪式——论戏剧与仪式的分界

如果以表演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仪式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交叉甚至重叠,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戏剧。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是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     

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绝望中的希望之“虹”——论《伤逝》悲剧意识的“三位一体”

《伤逝》的悲剧意识,不仅因为有真诚的悔恨、沉重的怀念、凄凉的悲楚、无奈的分离等爱情境遇,还因为有沉重的锁链、无所附依的心灵、险恶的社会、流言的恶毒等现实困境,更因为有泪水的挥洒、爱人的逝去、理解的缺失、感动的远离等人性缺失。鲁迅在《伤逝》中,以追忆的形式,倾诉了无尽的悔恨和愧疚,抒发了高洁与美好无可奈何逝去的悲痛。《伤逝》以忏悔开场,以忏悔结束,既反映了爱情的普遍境遇,又凸显了现实的无奈,还反映了人性的缺点,而这都是人的生存困境。     

“猫论”与民族精神

邓小平的"猫论"强调行动、注重效果、提倡开拓进取,体现了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不乏浪漫的理想、崇高的道德和玄妙的思辨,但也有诸多制约民族发展的权威、传统、习俗、教条及清规戒律。"猫论"对于我们新时期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提升具有特殊意义。     

一幅绘出郁达夫基督情绪的画——论《迟桂花》中的善恶意识、忏悔意识和救赎意识

《迟桂花》是郁达夫动用各种手法描绘出的一幅有如桃源美的画。透过这幅画的背后我们去感知沉潜在作品中的情绪流动,惊奇地发现基督教中的善恶意识、忏悔意识与救赎意识是隐藏于其中的。这三大意识在作品中的隐性显现体现了郁达夫对其内在生命的执着和精神的终极追求,而这种执着和追求充分显现了郁达夫的浓厚宗教情绪。     

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时代主题

在专业、集约化生产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可能?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层旨趣不仅仅是指能力的发展,更是追求社会的和谐.针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劳动异化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人的发展.在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当今时代,人的和谐发展则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主题.     

“审美救赎”如何可能——马尔库塞“审美救赎论”的知识构成

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审美超越"有所不同,马尔库塞对于"审美救赎"的构想有其具体的实践层面的现实可行性。借助于现象学的启发,马尔库塞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重新确立了本体地位,即作为具体实践的"劳动/做"能够呈现"人的本质"。但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异化劳动"已经演变成了人对于"技术理性"的自觉顺从——"单向度"的"精神异化",政治革命实践由此转向了"灵魂"的"自我救赎",而观念化的"审美"所确立的只是无可"超越"的乌托邦。马尔库塞认为,处于"高/低"两种感性极点之间的本能的"消遣/游戏"冲动可以成为"人的全面解放"的真正出路,作为"自觉自为的劳动"而产生出来的"对象化"的产品——创造性的"艺术",即是人的本真形态的实践显现。     

反刍人生——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童心”救赎

华兹华斯留给后人的佳作除了歌颂自然的诗歌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歌颂儿童,或是满怀童趣的诗歌。他对儿童、童年时代有着独特的看法及情感,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儿童的推崇,都体现出他强烈的“回归”或者“逆流”意识。他用诗歌表达“童心”,实现对人生的“反刍”。他在凝思中获取诗意的欢情,在灵视（vision）中解读大地上的悲情,而“童心”始终影响并参与了这些过程。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对儿童或“童心”的推崇旨在强调保持人的天性中能与山川大地共栖的灵动活力,且追求盎然生趣的幸福人生,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     

论托马斯·哈代的命运主题——以《德伯家的苔丝》为例

托马斯·哈代是一个典型的宿命论者。其小说中的命运观念明显,悲观主义也显而易见。从社会、教育、文化背景3个方面,以《德伯家的苔丝》为例阐述哈代的命运主题及悲剧意识。     

“精神之存在是一块骨头”——论《精神现象学》中的“观察的理性”

《精神现象学》中论及的"观察的理性"明显影射理性在近代科学中的表现。黑格尔认为,"理性"在进行"观察"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意图何在,它以为自己在客观地研究物之为物的本质,但它实际所做的事情只是用自己的概念占有自然,只是将自身当作直接存在着的物来寻找。这种意图在"观察的理性"的最后经验中表露无遗:"精神之存在是一块骨头"。然而,在黑格尔的时代,"观察的理性"其实还没有将自己充分展现出来,所以黑格尔并没有真正看到它的最后形态。但根据黑格尔的诊断,这种理性最后一定会将自己表达为直接的物,而他在"头盖骨相学"中看到了这种倾向,因为在这门"学问"中,精神被视为与物直接等同。然而,"观察的理性"的最后经验或许并非"头盖骨相学",而恰恰就是现代技术,因为当前这个时代正热衷于将精神表达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