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墨子、兼爱下”),这是墨子表示他“以理服人”的辩论态度。这种精神贯彻整个“墨辩”,规定了墨家对于逻辑的看法;也影响了战国辩说的作风,尤其是荀子。墨子主张兼爱——“兼相爱,交相利”,以为这样就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君能这样做、称为“兼君”,士能这样做、称为“兼士”。反之,不能兼相爱、交相利,则称之为“别君”“别士”。一句话说,墨子是以“兼”与“别”对立;誉“兼”而非“别”。且引他两段话:     

论周作人与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的异同

周作人的“新村主义”思想深受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但又与其有很多不同.在“争”与“存”相对立的发展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偏重于“存”,但并未否认同类内部和异类之间的“争”,比较而言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则更偏重于“存”;在“利己”与“兼爱”相对立的平等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偏重于“利己”,比较而言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则更偏重于“兼爱”;在“封闭性”与“开放性”相对立的过渡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既有“封闭性”又有“开放性”,但偏重于“封闭性”,与武者小路实笃相比,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在程度上更偏重于“封闭性”.这表明周作人在介绍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使“新村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墨子管理思想初探

墨子的管理思想,与儒家、法家有明显的不同,他所反映的是小生产提高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和要求。 (一)人际关系管理思想——兼相爱 交相利 墨家认为人际关系中有两个根本对立的原则:“相兼”和“相别”。“相别”又称“交别”或“相非”、“相恶”、是天下大乱、人民贫困的根源。“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墨子·兼爱下》,以下只注篇名)。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必须“兼以易别”,用“兼爱”来代替“交别”(《兼爱下》)。所谓“别”,是指把人们区分为贵贱等级的差别,实际上是指阶级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非儒和斥墨中的儒墨之同

墨子“非儒”,但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只是讥讽儒家在践履中不能真正贯彻这一原则,反因私爱而废尊卑。墨子所设定的和兼爱相对立的是巫马子唯“我”之爱的差等之爱,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差等之爱截然不同。同样,孟子虽然批评墨子的兼爱导致无父,是为禽兽,但孟子的着眼点不在于兼爱的爱一切人的层面,而是基于卫护儒家学派的地位和孔子道统的卫道之辩。儒墨俱道仁义,同倡爱人,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博爱精神。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墨子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墨子充满平民色彩的思想体系有三个基本的支撑点——“尚贤”、“节用”、“兼爱”,其浓重的济世情结、宽广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精神风范不仅给那些生活在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年代,历经苦痛、身心饱受创伤的人们以巨大的精神安慰和寄托,时至今日仍有助于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墨子尚贤事能、唯才是举,节用非乐、强本尚力,视人若己、兼爱交利思想所蕴涵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前进道路上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兼爱”辨

“兼爱”辨辛果“兼爱”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何为“兼爱”？后人却绝少作出确切明晰的解释。《辞源》“兼爱”条认为兼爱指“爱无差等，不分厚薄亲疏，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说”；《辞海》解释“兼爱”是“一种平等、不分厚薄亲疏的相爱”；一般教科书则释“...     

墨家"兼爱"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工作价值观

在中国古代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从"兼爱"思想的范畴出发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理论,这一思想与现代社会工作价值观有很多契合之处.今天重新挖掘墨家"兼爱"思想中所蕴含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对于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谈墨家兼爱思想的积极性

墨家利之于民、益之于国的“兼爱”思想之所以值得推崇,我的看法是: 一、墨家解决社会矛盾方法的积极性。墨家思想的创世人墨子,处于春秋末期,出身于下层手工匠。他先“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木”,但不久,他发现儒家思想完全适于上层王公贵族特权者之利益,对奴隶们极为不利。他认为,所谓“仁”是“爱亲、亲旧、尊贵”,“礼乐”之所有上下尊卑之分,“仁爱之爱分远近亲疏之别,这完全是一种偏爱。由此他提倡“兼爱”,即爱应不分上下、尊卑、贵贱和远近,“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希望天下之人人应处在平等、和谐、友爱的社会环境之中,因为人人互爱,必然互相得到温暖,所以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