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角度看秋菊——评《秋菊打官司》

本文是关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法律分析。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围绕着三个不同的但又彼此相关的主题展开。第一部分以中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下)农村的社会特征为背景对电影人物"秋菊"加以分析;其中借助信号传递模型的理论工具,从而在另一个角度彰显对"秋菊"的符合常识也更加合理的体认。第二部分更多关注的则是情节,通过对"官司"的分析而意在向读者澄清秋菊真正遭遇的尴尬所在,而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悲剧意蕴的关键。最后一部分在于前面文字的进一步反思,透过该部电影的命运而试图点明现代法治运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秘密"。     

“面子”的文化值

交际中共建文化定格和话语定位的目的是传递信息,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并随时保全自己及其话语参与者的"面子"。"面子"可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不同文化的成员在处理礼貌"面子"关系时,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在交际中,人们都得采取理性行为保留自己的双方面"面子",同时仔细地突出我们自己的"面子",尊重另外参与者的"面子"权利。     

在秋菊的"说法"与国家法之间 ——一种正式法律制度的解释

正式法律制度能够提供秋菊讨要的"说法"。秋菊所谓的"说法",体现了她对自身权利的理解和维护,这种权利观与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种"说法"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存在,主要是因为人的因素,而不是因为制度,由于没有适时地把生活用语转换成法律术语,法律机器识别不了,才没有产生出想要的结果。村长身上所体现的只要"因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观,是实现法治中国的极大障碍。     

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南京“法桐让路”事件的思考

我国城市交通发展过于强调"经济指标",使城市失去了"灵魂"与"记忆","文化贫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要实现可持续交通发展,必须在发展中贯穿"权利保护"精神,城市交通发展以文化权利保护为目的,以文化权利谱系的拓展和保护作为度量基准。从权利本体视角看,文化权利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需求",城市交通发展是一种"供给"形式,而实现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仰赖于市民有效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从"公民权利—政府义务"关系理论看,政府在城市交通发展中履行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是市民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中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比较研究

著作权客体属于准公共产品,法定许可是为了促进"物尽其用"而将部分作者权利交由适格者行使.美国法定许可制度以反垄断、市场定价和保护公众知情权为原则.在作者权利保护上,主要有表明其身份、保护作品完整、广告插播和收取许可费的权利.被许可人的权利则主要为实施权和因实施而产生的相关著作权.双方都有在实体和程序上配合对方实现权利并进行取证的义务,对违反义务的行为原则上承担过错责任.在许可费及其相关条款的确定上,采取协议优先原则;难以达成时,由行政裁决和司法诉讼依照市场价格作出决定.中国在系统性的法定许可制度方面可以吸收美国经验,但其"默示许可"方式有一定长处,可以有条件地予以保留.     

“权利本位”理念下的教师专业自主权特征解析

权利不仅是一个价值范畴,还是一个关系范畴,教师专业自主权的享有和行使状况受权利、义务、权力三者关系的影响。"权利本位"理念下的教师专业自主权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合性、权利与权利的平等性和权利对权力的优先性。随着"权利本位"理念在我国的兴起和提倡,教师专业自主权会从应有权利和法律权利走向实有权利,落实到教师的日常工作中,成为教师实实在在的权利。     

论秋菊在《金瓶梅》中的作用

《金瓶梅》是历代禁毁小说,所以在“四大奇书”中,这部小说的研究是最不充分的。在人物研究方面,视线多集中在以西门庆为圆心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本文从小人物秋菊对塑造主要人物所起的作用和秋菊在全文结构上的意义两方面,探讨了秋菊在《金瓶梅》中的作用。在世情小说双峰——《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秋菊和傻大姐其实是小说家匠心独运的人物。这一类带有痴傻性质的人物在“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类型表”中值得添上一笔。     

出于蓝而胜于蓝——论《秋菊打官司》之于原著的典型化提升

电影<秋菊打官司>是根据当代作家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而成的.原著小说作为电影创作的母体,为电影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基础.但电影并不是对原著小说机械被动的语言转译,编剧刘恒和导演张艺谋抓住原著小说的精神内核,按照"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美学原则进行再度创作,使电影与原著小说相比,在艺术上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论政府公务员的“角色错位”

"角色错位"是政府公务员在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各种关系的需求等方面的行为未按规定执行,其行为与政府公务员的社会地位、身份不相一致所致.目前政府公务员‘‘角色错位"是一普遍现象,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府职能未真正转变--从阶级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二是"官本位"的文化意识根深蒂固;三是政府公务员缺乏指导行为的"组织理念".     

权利的防御权能与行政机关的消极义务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在一个真正实行宪政和法治的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的。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充分化的视角，可对国家行政机关应承担的相应消极义务，进行系统的条理化分析。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新农村建设下的乡镇政府回应

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能否对乡村社会和广大农民的需求做出积极、敏感、负责任的回应，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提升乡镇政府回应能力的思路主要有：继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树立群众观念；改革压力型行政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把握好回应指向；建立健全乡镇政府回应机制等。     

《碧洛雪山》:从小说到电影

小说《碧洛雪山》是云南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碧罗雪山》,从互文的角度看,兼具文本和前文本特色。小说《碧洛雪山》是一个表面讲述村子搬迁事件,但却深含寓言意义的故事,以社会的真实指向个人的底蕴,在民族的信仰中,具体说是在图腾文化中反衬人性的表现。文本在此建构了一个巨大的隐喻象征场所。同时,文本叙述表面为人熊矛盾,其实隐含的是人在权利面前的软弱,人与权力的矛盾。外显的杀熊情节其实与另一个潜在的体系——权利之间存在意义联系,这是一个更大的、也更为隐蔽的寓言所在。与小说比较,电影《碧罗雪山》除了人物生活的环境没变化之外,风格、主题和情节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小说主题原本具有丰富的多向性特点,人与自然的和谐贡献了一个主题,黑暗的权利交易又贡献一个主题。影片则单纯表现人与自然在现代法律制度下的和谐守望发生了矛盾与冲突。影片按照写实主义手法对文本进行了全面改写,力图通过麦地村,还原峡谷人群一份真实的生活思考:面对现实,传统与当代如何相互选择。     

论宅基地转让和小产权房买卖中的“外来户”——基于分家传统的视角

制度化的分家实践产生了对备用宅基地的稳定需求，是农户拥有可支配的富余宅基地的根本原因。"一户一宅"规定在土地资源稀缺约束下有其必要性，但不符合农村生活实际，制度化的分家实践使得"一户一宅"规范具有难以操作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购买宅基地或小产权房的人被生活在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村民称作"外来户"，该称呼隐含了"外来户"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权利和义务"的缺位。在村民们看来，"外来户"未能在村民们组成的共同体内参与各种日常活动和重大事务，未履行相关活动所要求的诸多义务，因而不能被视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真正成员，"外来户"在集体经济组织内履行义务的缺位直接导致了相应权利的缺失，这是"外来户"难以和村集体内的村民获得相同拆迁补偿、面临拆迁补偿时又倾向于认可再次补偿出卖方的原因。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     

股东权利及其实现机制

立法者在界定股东权利时,既可以直接规定股东权利,也可以规定相对人的义务,以间接表达股东权利的内涵。为了确保股东权利的实现,公司法应当确立公司对股东的一般保护义务。董事义务是公司保护义务的延续,它是源于信托和委任观念的成文法义务,而不拘泥于信托和委任的传统规则。公司保护义务和董事义务奠定了股东权利实现的基础,却难以满足股权集中型公司中股东权利保护的现实需求,应当通过扩大解释董事义务或创设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则,确立控股股东的特别义务和责任。     

论人权法中的国家义务

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主体。国家义务在人权既对抗又合作的博弈中,不断把人权保障提升到更高水平。国家义务,从类型来说,主要有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国际义务。国家应适时把人权形态之间的权利进行转化。从国家义务主体与人权主体模型构造来看,典型说明了公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博弈关系,从而揭示了公权力在履行国家义务时对人权影响的两面性。     

反恐立法中公民权利义务的国际借鉴

2014年以来的暴力恐怖事件,造成了公民和社会的巨大损失,使得反恐立法工作势在必行,尤其要加强对公民权利义务的立法,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国际上,各国的反恐立法中都对公民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我国的反恐立法进程中要确立公民权利义务的基本原则,保障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知情权、法制教育、获得帮助、人权,明晰公民的反恐义务。     

罪犯人权的保障理由及与罪犯义务之关系

罪犯人权的保障理由涉及监狱功能、人权保障、法治建设、政治文明等方面。根据人权与义务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既要保障罪犯人权,又要强调罪犯义务,罪犯人权和罪犯义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论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定化

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定化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制化的基点,体现着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实践理性。农业生态补偿主体法定化主要包括主体类型规定和权利义务的配置,进行主体分类时应保证主体间相互衔接性和活动场域的相对边界性,权利义务配置应遵循适度倾斜的实质公平和权利义务和谐的基本原则。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可以分为宏观层面的主体、中观层面的主体和微观层面的主体。宏观层面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中观层面的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社区和农村环保组织;微观层面的主体分为农业生态利用的利益受损者和利益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