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公司的衰败与国际资本的掠夺——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之体会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旧中国江南最大的联合企业之一,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含株萍铁路)组成,于光绪34年(1908)经清朝政府批准,正式成立。 公司的前身是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它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经历了一个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到完全商办(汉冶萍有限股份公司)到最后衰败的曲折过程。     

提高管理水平 促进生产发展——十年来大冶钢厂生产管理上的变化

大冶钢厂在1890年由张之洞所创办,原称湖北铁厂.此后经历过官办(1890—1896年)、官督商办(1896—1908年)、商办(1908—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劫收与掠夺这样几个阶段.到解放前夕,它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中,仅有容量30吨小高炉一座,1.5吨的小转炉一座,十时的轧钢机一套,百余台破烂不堪、残缺不全的机床.从1890—1949年5月的五十九年间仅生产了51万吨钢.1949年6月,大冶钢厂由我接管,企业的性质改变了.到1952年底,大冶钢厂在钢、钢材和生铁三种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对清末商办铁路弊端的检讨——兼论“商办情结”

清末商办铁路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绅领、省界、腐败及强征股等,从这些弊端入手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铁路商办手段的局限性。官办与商办二者互为优劣,互为长短,都是发展我国交通的方式或手段,二者并不冲突,相反,则应是相辅相成的。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创办方式与企业制度建设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探讨了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等方式创办新式企业的问题,触及到企业制度建设中如何处理政企关系这一重大课题。     

“蝴蝶效应”:析盛宣怀袁世凯轮电之争及对汉阳铁厂的影响

20世纪初盛宣怀袁世凯的轮电之争,是晚清政治的必然产物.尽管其本身并未涉及汉阳铁厂,但对铁厂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盛宣怀为筹集铁厂建设资金不得不大借日债,铁厂由此逐步走上被日本控制之路;同时,轮电之争及其延续.为盛宣怀合并商办汉冶萍公司提供深刻的政治教训.传统政治左右经济的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纾商力、挽利权、重视商办企业主张述论

左宗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在左宗棠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思想中,他针对传统的“抑商”观念而提出“纾商力”的主张;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强调“挽回利权”;他在处理兴办近代企业是采用官办还是商办这一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时,虽然不完全排斥官办,但更重视商办,从而使其经济思想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趋向.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

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

乌鲁木齐铁厂是清朝在新疆设置时间最早和生产规模较大的官办铁厂。该铁厂的设置和生产,对新疆地区的矿物开采、垦荒屯田以及防务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对乌鲁木齐铁厂的研究尚欠深入系统。笔者在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分有关乌鲁木齐铁厂史料,其中绝大部分是当时驻乌鲁大齐办事大臣、参赞大臣、都统等员缮写进呈的奏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依据这些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并结合有关汉文文献资料,就乌鲁木齐铁厂的设置、生产、管理和作用等方面问题试作论述…     

旧中国的钢铁工业

旧中国钢铁工业从1889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国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创建于1889年,创办人张之洞,厂址设于湖北汉阳大别山下,建有百吨炼铁炉二座,8吨贝色麻炼钢炉二座,小马丁炉一座,附设机器厂、铸铁厂等,1894年6月1日开工化炼。由于马鞍山之煤灰磺并重,不合炼焦之用,以致未能炼得合用生铁一吨;向英国购置的贝色麻炼钢炉与大冶矿石性质不合,所炼之钢含磷过多,容易脆裂,不宜作钢轨之用。此时清政府已耗银五百数十万两,无力再筹措改建经费,乃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由大官僚买办盛宣怀接办。铁厂官督商办后,为了解决燃料和钢的质量问题,决定改采江西萍乡煤矿和扩建钢厂,股本银不足,借外资兴工,1907年钢厂全部告成,开始出钢8,538吨。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为远东第一流的钢铁企业,其钢铁年产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生铁为97,513吨,钢为42,635吨。     

试论江南制造局与近代中国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

近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官督商办企业,而应结合历史实际,考虑类似江南制造局等官办军事工业对后世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虽不完全符合近代企业的运作特点,但相比于西方各国,晚清中国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国家责任。江南制造总局的企业社会责任可归结为:为政府生产合格的军工产品,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为近代科技储备基本的理论基础。     

荆门矿务总局停办原因简论

中国矿业最早采用西方技术的是台湾基隆煤矿,其次为湖北。湖北近代矿业是从一八七五年盛宣怀奉派筹设的官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以下简称鄂局)开始的。一八七九年五月下旬李鸿章决定结束鄂局,“招商试办”。六月,盛宣怀与李金镛着手招集商股,设立荆门矿务总局(亦称湖北矿务总局,以下简称荆局),八月十八日正式在产煤地当阳观音寺开局营业。荆局的性质,史料称之为“商办”,但我们研究其实际内容,可以看到,它不同于纯粹的商办,而是早期的一批宫督商办企业之一。     

康有为与晚清民办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工业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提出应以民办经济为主.从各个方面大力促进其发展的思想主张.康有为的民办经济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在中国的初步形成,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工商政策,以使民办企业成为新的主要投资者,以及戊戌变法中的经济变革和清末"新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晚清人士谈新式企业管理弊端

晚清人士分析了新式企业运行中的各种弊端。他们批评政府以行政权力处理企业经济事务,使企业沾染了封建衙门作风。他们指出官办企业机构臃肿,不讲经济核算,舞弊贪污严重,效率低下;批评官办企业创立与经营过程中的人治现象,指出了决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他们揭示了官督商办企业因为官方干预而产生的各种弊端,指出了企业人事安排、财务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严重失误和弊病。他们还分析了官商合股的商办企业存在的家长制管理缺陷。他们对新式企业弊端的批评反思,极大地推进了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     

清末新政工商制度改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清末新政期间,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经济的政策,不再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而是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使工商经济获得了较高程度的自由发展,从而为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     

林则徐最先提出官督商办模式与近半个世纪官方办企业方针的实质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形式中,官督商办曾一度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么,究竟是谁最先提出了官督商办模式,官方为什么始终对它很感兴趣？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官督商办模式是李鸿章创发的,这在目前史学界似已成为定论。是不是李鸿章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件奏折。呈递者是林则徐。但写这件奏折时,林则徐并不是两广总行了,而是流放赦归后在云贵总督任上。奏折叫呕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严,针对的是云南矿业。“云南矿务,自康熙四十四年归官经理”③,到林氏奏折出现的1848年,官办这种企业经营形式,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     

唐廷枢与近代民族企业

本文对于唐廷枢及其创办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实践的探讨,是鉴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可以根据资本的所有权把它们划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种类型。官办企业和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的官督商办企办可以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商办企业一样,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近代化有着积极的     

商办抑或官办:从经济特性看早期西沙群岛鸟粪开发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政府积极开发西沙群岛蕴藏的鸟粪磷矿资源,计划采用招商方式进行。由于商人舞弊办无成绩,政府内部产生了收回自办的思考,受制于缺乏资金、不谙商规等因素,官办方案未能实行。1930年代,广东政府推出大规模国营工业计划,开发事业才取得一定进展。事实上,商办或官办的模式转换并非决定开发成败的关键因素,只有满足一定的工业技术和市场环境要求,海疆经济才能得到稳固发展。     

刘鸿生改革招商局的回顾与思考

招商局创办于1873年元月17日(清同治十二年),是我国清末民初自办的第一家新式航运企业。初为洋务派官办,后招商集股演变为官督商办,到光绪年中叶,盛宣怀、李鸿章两大家族的私股已占绝大比重,宣统年间盛宣怀利用担任邮传尚书的权力,将招商局改为完全商办。1932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招商局收归国营令》,由当时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将全部商股以低价收购,取缔了该局的董事会制度,建立总经理负责制。刘鸿生是招商局改为国营后的第一任总经理,对该局的兴利除弊,改革新生起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