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行走向"经典":大众文本形态分析

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由于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的认可,大众文本正不断地被"经典化",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显示出大众文本的繁荣.     

从流行走向“经典”:大众文本形态分析

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由于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的认可,大众文本正不断地被"经典化",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显示出大众文本的繁荣。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俄国经典文本的多维诉求

相较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学说,来自毗邻俄国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进程产生了更加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此点既源于俄国经典文本与中国革命语境的高度契合,同时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俄国经典文本的内在诉求。具体来说,在历史经验、思想理论和哲学方法论层面上,俄国经典文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对俄国经典文本的学习和阅读始终代替不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立自主的探索。如何妥善地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域外和本土、借鉴与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     

试论文学经典的文本活态化

"文学经典"的概念只具有话语修辞的功能,其内涵与"经典"的原初义有明显差异.经典的原初义是以固化的文本为标识,而文学经典却是以文本所呈现的意蕴作为判断依据.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如果突破以固化文本为文学经典的传统观念,而把文学经典的文本存在方式视为一种"活态"存在,则可在文学经典的文化身分表达、文学经典的艺术生存空闻和西化的文学经典观等问题上获得新的理论认识.     

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经典:在问和答的结构之中

本文力图通过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分析和徐复观诠释先秦经典的个案研究 ,从诠释学的角度回答经典是什么的问题 :经典是解释者与被解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 ;经典为解释者所塑造和定位 ;经典集问题与回答于一体 ;经典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对话之网上的纽结     

经典文本深度解读与全新研究范式建构的探索--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的文本解读方法述评

《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是一部从文本解释学视角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力作。首先,作者溯源求本:十分认真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精心解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同时在对文本进行精耕细作中,洞观底蕴———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思想与方法论上的异质性和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构架;其次,甄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理路与文本“症候”,建构全新深度解读研究范式,把握他们思想的理论逻辑、言说者的语境、理论旨趣和面对的“问题式”;再者,超越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典文本具有“在手状态”的现成性,进而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蕴涵的多重思维向度及其理论内涵。     

语境变易与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

经典文献是在语境中被理解与阐释的。语境可分为文本语境和超文本语境两大类别,对于古代经典文献而言,超文本语境主要是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对文本语境具有“投射作用”,不同层次文化语境的变易,都可能导致阐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经典文献进行“理据重构”。另一方面,汉语语词的多义性和文句关联的可塑性特征,也为文本语境的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从而从言语训诂的角度为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提供了学理支撑。“理据重构”是经典阐释的重要内在机制,也是经典阐释能够不断因应时代发展,彰显经典文献时代价值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典文化"的思考

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戏说、篡改和贬损的今天,我们要明确倡导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影像时代的文学教学——论名著改编影片在世界文学教学中的作用

21世纪被称作影像时代的来临,名著改编影片成为现代人接触经典最便捷的方式。但名著影片在由文本向影像改编的过程中,存在移植、注释、近似这三重方式,对文本的阐释也存在忠实原著的图解作用、补充文本的作用及对文本的创造性叛逆三重作用。区分这些作用,通过影片引介、片段分析、课堂讨论等等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界文学课堂教学中更好的借用影视这一媒介来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更好的引导学生学习并完成教学任务。     

重释《传》、《笺》关于"昏时"、"昏期"问题的差异

毛亨、郑玄对<诗经>解释的差异可以从他们对"昏时"、"昏期"问题的不同理解上体现出来,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二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所阐释文本系统的开放性,也正是这种开放性,才使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稗史何妨虚文——现代通俗小说对衣食住行的社会解读

对现代通俗小说"存真"或"补史"价值的论述,涉及到的是小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用"现实主义"的理论话语来表述并不合适,其中牵涉到从社会历史到小说,从小说到社会历史的互动互生关联。作为社会历史构成基础的日常生活或者衣食住行也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常规叙事内容。无论是引领时尚的衣饰变迁,还是西餐中国化的饮食爱好;无论是石库门亭子间的生活情态,还是汽车火车的旖旎风光,这些既使现代生活呈现出万千气象,也促成了通俗小说对社会现实的生动考量。     

闪烁神圣光芒的权威——古典作者观刍议

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当代作者观伊始之前，都属于古典作者观时期。柏拉图率先把作者看作是“神的代言人”；而亚里士多德则将其看成“自主的诗人”；到了17，18世纪理性主义时期，作者被看作是理性的演绎者，在布瓦罗的基础上，康德进一步给予这个理性主体以“创造性”的天才秉性；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这个万能的权威走到了顶点，成了一个孤芳自赏的吟诵者。至此，古典作者观已经完全陷入了悖论，作者既是权威，又超越了自我，成为了一个非我，这种悖论意味着古典作者观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当然，这也说明该是现当代作者观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但不论怎么说，古典作者观中的作者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权威，始终闪烁着神圣的光芒。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研究中,文学始终是作为"经典文化现象"而被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是事实上的文学经典主义者。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是文学经典主义者,是文学的信仰者或信徒,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之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我们再坚持对文学信仰,就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需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交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了。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和"--中华民族古代伦理观的总念

“和”之为德,乃是常识,但在现今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中,却较少系统论及,而对于“和”德在伦理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更是未见有人提及。本文对中国古代有关“和”德的思想作了较系统地梳理;同时,依据历代、尤其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及把“和”视作“天德”的思想,提出了“和”为中国古代伦理观的“总念”的观点,并作了相应论述。     

论全球治理中和谐世界的构建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构想,不仅是中国国内政策的延续,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与当今世界流行的“全球治理”观念不谋而合。在全球治理中可以实现和谐世界的构建,因为全球治理从全球观念和价值层面上反映了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在全球治理所倡导的共存、共治、共荣中能够实现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谐;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目标中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就是要努力推动“和谐世界”的构想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变成现实,使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