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的边界——对《论自由》的一些思考

密尔在《论自由》中主要思考了社会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通过分析证明社会权力运行遵循"多数决定制",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侵害"少数人"的利益,导致了"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个人必须拥有社会自由,才能对抗"多数人的暴政",才能保护并实现个人利益;也指出了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之间划出一道边界的原则: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无关的领域即是社会权力不可侵犯的领域,就是个人的社会自由领域,并且驳斥了各种压制个人自由的理由,为此进行了精彩的辩护,肯定了自由对个人的重要性。     

民主的后果与自由的条件——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述评

本文从民主的含义、民主可能的后果以及美国民主成功的经验三个方面分析了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思想 ,指出其立论的目的是探求民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是可欲的 ,从而指明民主革命的希望所在。托克维尔对平等与自由关系的阐释 ,对“多数的暴政”危险的忧思 ,对“中间权力”于自由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民情于维护民主共和作用的强调 ,是他对政治社会学作出的突出贡献     

传统民主的缺陷及其矫正

传统的聚合民主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忽视了公民参与的力度和效度,协商民主更强调通过沟通、对话和辩论等方式,保证公民参与的意志渗透和利益表达;传统民主基于"性善论",推定人民能够在理性的昭示之下作出合理选择,免不了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的少数决当选和民主的赤字;传统民主的缺陷导致了权利与效用、群体间的包容与排他、公民间的平等保护、群体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集权与分权、政治资源的集中与分散等方面的功能障碍。针对传统民主的缺陷和困境,宪政论者主张:以规范建构锁定民主的基本价值,以权力限制防堵多数人的暴政;协商民主则提出:(1)公共领域的二元互动补充宪政矫正的无能,(2)多元理性的公共协商有利于保护少数人,(3)竞争性话语体系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参政的能力和兴趣。     

国家类型论：以政体性质为依据

划分国家为民主与专制等类型的科学的精确的根据,不是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数,而是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民主共和是多数公民或所有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寡头共和是少数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君主专制是一个公民独掌最高权力;有限君主制是一人为主而与其他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是一个公民受到其他公民及其组织限制地执掌最高权力。     

协商民主之我见

协商民主是为解决民主最深刻的本性（民主是所有公民平等执掌最高权力的政体）与民主唯一实现途径（多数裁定原则）矛盾而诞生,是既坚持多数裁定又保护少数派权利从而实现所有公民平等执掌最高权力的民主,是多数派与少数派平等协商尽力达成共识从而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民主,也就是多数派与少数派平等协商从而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民主,亦即全体公民——多数派与少数派以及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平等执掌最高权力的政体,因而是完全的、真正的民主。     

公民参与的宪政解读

公民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阐述了公民参与的理论,并从宪政角度分析了公民参与的意义,即公民参与政治是民主化的动力,公民参与法律是法律秩序建构的活力;分析了公民参与的困境"公民冷漠"和由"多数暴政"引起的工具化倾向,评述了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和不足,并提出完善途径:信任大众,完善参与的法律机制;克服"多数暴政",建立协商民主.     

政党制度新探——以西方政党制度为例

比较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发现,多党制优于两党制。两党制就是两党轮流(或联合)执政,意味着,政权轮流执掌于多数公民代表和少数公民代表之手,基本符合"多数公民与少数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民主根本原则,因而是好的、应该的和具有正价值的民主政党制度。但是,两党制不是最好的民主政党制度;最好的民主政党制度是多党制。因为多党制是三个以上政党联合(或轮流)执政。这意味着,多党制与两党制有所不同:两党制是多数公民代表与第一少数公民代表轮流执政,第二少数公民以下的所有少数派都没有自己的代表执政;多党制则是多数公民代表与第一少数派以及第二少数派以下的众多少数派代表联合执政,最接近完全符合"多数公民与少数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民主根本原则,因而是最好的、最优良的民主政党制度。     

宪政视角的协商民主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冶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力应属于人民,但如果对民主不加限剜将会造成多数的暴政。间接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都不足以完全控制多数的暴政,还需要加入法制的元素,民主的缺陷需要宪政的补正。协商民主作为程序的民主,强调法律和议事规则在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的功能性作用,同时以商谈的方式达到民主的实质,从而控制多数的暴政。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序性机制的构建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会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网络参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多数人的暴政,群体极化等现象的发生,更加强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的机制的构建,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约束,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     

审思与警鉴:自由民主的理论缺陷分析

当代中国民主建设需要跳出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自由民主理论以其倡导个人自由、竞争性选举与限制权力等观点,克服了古典民主的权力无限和多数暴政的先天缺陷,从而获得了民主话语的霸权地位,并作为普世价值输出到全球各地。然而,自由民主制度所面临的低效或无效困局,说明自由民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国家自主性作用的刻意遮蔽、对民主内涵的粗暴阉割、对民主实质的偷梁换柱以及对民主话语的独裁垄断等,都是其无法回避的理论硬伤。对其审视和反思富有警示和启发意义:中国民主建设必须以自主性国家为前提,必须审慎推进选举,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只有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内生演化出来的民主制度,才是适宜而有效的民主制度。中国民主制度正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

理想民主是一种主张人民统治、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是理想的、规范的和实质的民主,但其存在着＂人民＂概念含混不清、易导致＂多数人暴政＂和现代国家难以满足其特殊运行条件的局限。现实民主是一种主张实行代议制度和少数精英统治的民主,是现实的、经验的、程序的民主,其局限性在于限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存在偏离民众意志的可能性及容易生成精英政治。我国的民主兼具理想民主和现实民主的内涵,但还需要通过实行宪政民主、扩大公民参与、完善选举制度等措施来避免两种民主的局限性。     

人民主权：从抽象的到具体的——卢梭与贡斯当思想之比较

贡斯当与卢梭关于人民主权学说的相似点在于都把"自由"作为其逻辑起点和归宿,他们人民主权学说的不同点在于"人民主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人民主权是否可以分割"、"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是间接民主还是直接民主"这三个方面。贡斯当通过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把"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演化成"具体的人民主权学说"。抽象的人民主权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否则其极有可能成为"暴政"的口实。     

论民主制度下的“多数暴政”问题

以民主制度下产生的“多数暴政”问题为研究点,在归纳先前学者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其提出、界定和防范等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对“多数暴政”进行界定,避免“多数暴政”被泛化;提高全民素质、完善决策规则、从机制上赋予人们权益申诉的权力和渠道,适当采用协商民主,成立公正独立的裁决机构和审判机关是防止发生“多数暴政”的重要手段,等等。     

民主与多数的专制--解读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数的专制的著名论断,成为当代民主理论中的常见话题。许多学者从对多数的专制的反思走向对民主的否定,这是对托克维尔的这一著名论断的误读。事实上,他并没有因多数的专制的危险性而否定民主。既要防止多数的专制的危险,又要坚持人民主权的民主原则,这才是托克维尔的真实思想。     

我国近代社会转型路径的反思——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时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民主从本意上讲就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两者并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英国通过对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宪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实现了宪政和民主的联结,也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中国近世,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无视英美宪政民主,推崇法国模式和纯粹的民主政治,结果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因此,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要警惕理性主义,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国＂自发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中发展出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论多数暴政的危害、认识根源及其救治

多数暴政既表现于统治行为上的暴政,也是反映在认识、观念、理念等思维中的暴政,所以对多数暴政的认识根源作一番探讨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将从多数暴政的危害,多数暴政的认识根源以及少数要受到保护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寻出克服多数暴政的途径来。     

论民主价值视阈下的公民社会

民主价值视角为解读公民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价值为出发点,阐述公民社会的蕴涵及其对民主价值实现的助推作用。在此基础上,剖析中国公民社会现状,探究完善中国公民社会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特色民主价值奠定基础。     

论邓小平的党内民主观

邓小平一直关注党内民主建设,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认识到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必要性。邓小平认为,实现党内民主和发展党内民主就要在党内创造良好的民主氛围,创建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所讲的民主是具体的、有界限规定的,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注意到我党民主的界限与底线。总之,邓小平对于党内民主的论述不仅促进了当时我党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且对当前我党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