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到纽约——美国幻行之三

华盛顿的白宫、林肯纪念堂和航空航天博物馆 从拉斯维加斯乘飞机到华盛顿，就意味着我们结束了在美国西部的游览，来到美国东部。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留美学生与华盛顿会议

留美学生密切关注华盛顿会议,积极向国内通告信息,反对直接交涉,监督政府代表,反驳不利国际舆论,并博得了国际舆论一定程度的同情与支持.     

蒋梦麟、余日章与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因关系中国前途甚巨,蒋梦麟、余日章在政府外交饱受怀疑情势下受国内民间团体所推,亲赴美国宣传中国民意之所在.华会期间,他们及时向国内传递华会信息,联络各省区国民代表、华侨、留学生以一致行动,监督北京政府代表,拜访美国社会名流,反驳不利国际舆论,反对直接交涉与借款赎路,种种努力虽未改变外交败局,但仍然一定程度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对待山东问题的态度

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山东问题,英国对日本的态度是既“遏制”又“协调”,改变了在巴黎和会上一味充当日本“帮凶”的错误做法。“遏制”的一面体现在:要求日本向中国归还胶州租借地和铁路;所有日军和日本警察从铁路撤退;胶州租借地国际化;日本同意国库券赎路的方式。“协调”的一面体现在:在铁路人事问题上,要求中方对日本让步。      

从温和到激进:巴黎和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社会行为是社会思想的直接结果,社会的剧烈震荡,往往是由思想的震荡开始的.中国近代激烈的社会革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其根源在于巴黎和会中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出卖.这一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遭受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也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从原先对西方的崇拜,对威尔逊主义的敬仰,迅速走向对西方的憎恶.这一切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发生的.这几个月的心灵激荡,使中国知识分子从温和走向激进.思想的激变,瞬间扭转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王宠惠与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外交合作－－兼议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

王宠惠与顾维钧都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外交家,二人有相似的求学、从政经历,对民国的政治尤其是外交颇多建树.二人共同参与了民国的多项外交决策,结下了近五十年的友谊.本文将通过对二人家事、求学、从政、交谊的简单梳理,分析二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外交表现,以期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作一初步探索.     

冲突与协调：美国海权崛起与华盛顿体系的形成

1890年马汉海权论的发表,彻底颠覆了美国传统的海权思想和海权战略,美国海权战略开始由“近海防御”转向“舰队决战”,全力追求世界海权强国地位。此后三十年间,美国海权快速崛起,主要体现在海军舰队的迅速扩充,对外贸易和商船的飞速发展以及海外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建立三个方面。美国海权的快速崛起,不但导致美国与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英国的矛盾和冲突加剧,而且激化了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新兴海上强国的矛盾和冲突。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在海军实力、对外贸易和海外基地等方面进行磋商和协调,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和协议,从而形成了正式认可美国世界海权强国地位的华盛顿体系,在世界海权格局中美国海权最终实现了和平崛起。     

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对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

在华盛顿会议上,在提高中国关税方面,英国提出的有条件地增加关税的要求得到满足。北京政府要求立即增加中国关税以摆脱财政危机,没有成功,只是得到了增加关税至实际上的5%,附加税2.5%,奢侈品附加税最多不超过5%的承诺。这比以前关税只征收实际上的3.7%是一个进步。新增的2.5%的关税附加税由九国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控制,北京政府仍不能自由支配。但英国等列强未能利用修改中国关税的机会控制中国财政。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2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

在国际关系史上，介于近代维也纳体系和现代雅尔塔体系之间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短暂而又特殊的国际关系格局所造成的世界政局变化早已为人所共知，但它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仔细分析中国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的外交活动不难发现，中国外交正是在此期间形成了明确的战略，开始从近代双边的“羁縻相安”、“以夷制夷”外交，转变为现代多边的运用国际法原则制约平衡外交。近代中国外交始于19世纪中叶的“信义笼络”、“羁康相安”，“成j’20世纪初的“以夷制夷”、“惟持各国牵制”。…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的美国观的推演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的美国观经历了赞扬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到深信美国"实在是一个敌对性的帝国主义"戏剧性的推演;美苏关系是毛泽东的美国观推演的国际背景,而美国对华政策则是毛泽东观感、认知和评价美国的基本尺度;毛泽东的美国观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又兼备革命现实主义的特征,它显现了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结与现代化追求之间的内在张力。     

美国远东外交与华盛顿体系下的海军军备限制问题

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政府在国会要求削减开支的压力下,基本上继续沿着华盛顿体系的轨迹,寻求与列强合作,继续进行裁军谈判,先后召开了日内瓦会议和伦敦会议。这些国际会议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更多的却是暴露和激化了列强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的分歧,裁军谈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和国会与海军在裁军和对日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美国海军在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下抵制裁军,继续努力保持战备,但财政上的困难终于使之在与日本海军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华盛顿会议前英国对待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等列强不同意中国提出的修改关税的要求,只同意中国实征关税5%;在巴黎和会前她甚至不愿意落实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列强同意的中国实征5%关税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她漠视中国修改关税的呼声;在华盛顿会议前她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为借口,继续置中国的敦促于不顾,反对中国立即修改关税。      

美日宣传对中国北洋政府形成巴黎和会提案的影响

巴黎和会是中国外交的转折点。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最初对和会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随着一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对中国争夺的加剧及对华宣传攻势的展开 ,国人误以为美日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变化 ,于是 ,争取独立的希望不断增强 ,对巴黎和会的要求逐步提高 ,促使北洋政府形成四个正式提案。     

顾维钧与中国山东主权的收回

山东主权的收回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影响深远。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他作为北洋政府委派的主要外交代表,参与了关于山东主权收回的国际交涉的全过程。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围绕收回山东主权问题同列强展开激烈交锋,运用外交策略最终赢得谈判成功。顾维钧在这一艰辛的对外交涉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关于经济全球化—WTO体系发展的辩证观——从坎昆会议谈起

坎昆会议的失败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着重用经济全球化——WTO体系发展的辨证观,分析了坎昆会议的失败对以贸易自由化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并提出了后坎昆时代中国的应对措施。     

从革命观到科学发展观

从革命观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社会历史主题内在的逻辑嬗变,它历经三个转变期: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运动———革命观的历史余韵;从革命观到改革观———对革命观的扬弃;改革观的历史归宿———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握历史主题,善于驾驭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科学发展观的树立,昭示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成熟,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党转变为成熟的执政党。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革命观的演变和发展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的革命观并不完全相同。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诸要素均有精辟的阐述;在毛泽东的科学革命观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但由于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以阶级斗争为革命重心,导致了种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革命以崭新的内涵,使革命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将中国推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论毛泽东民族观形成的思想渊源

毛泽东民族观是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民族思想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尤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作为其形成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的思想理论渊源。     

崔国因的美国富强观

晚清驻美使臣崔国因怀着自强立国的强烈愿望,不懈探究美国的富强之道,最终形成了由经济——教育与科技——政治制度三个层面构成的比较完整的美国富强观.这代表了19世纪末期中国人对美国富强之道的最高认识水平,因而在中美近代关系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