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对物权的保护

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基本人权，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对这项重要权利的保护也被日益提上日程。但从我国现行的各项法律制度来看，物权保护多为民法上的私法救济，公法上的保护则显得很贫乏。即使在行政法领域，也带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要加强对物权的保护，就必须以物权的社会化对现代政府行为提出的要求为切入点，结合现行行政法对物权保护的不足，提出从不动产登记制度、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补偿等方面加强我国行政法对物权的保护，以进一步完备我国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体系，使这一与公民权益息息相关的重要权利最终得以实现。     

论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以法的价值理论为视角

随着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共利益纳入其范畴以及因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而引起的对“公共利益”事件的普遍关注,引发社会各界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界定的强烈诉求。因此,分析公共利益的本质及内涵的界定．揭示我国公共利益的立法现状与缺陷,并就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论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之方式演进

私有财产权既可能遭到来自私权利主体的侵害,也可能遭到来自公权力主体的侵害,而对私有财产权威胁最大的是公权力的扩张与滥用.因此,要重视对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保护.公法的基本功能就是要保证公权力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防止公权力被滥用,以保护公民.只有在一个公权力得到控制并能规范化运作的社会,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才能得到有效保障.没有公法限制公权力的恣意,私法对私有财产权规定得再好也难以充分实现.而公法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上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与社会发展变迁相适应,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突出体现为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从消极保护到积极保护,从存续保护到公平补偿,从理念、原则到制度设计.     

开辟公法研究新的理论阵地——《公法研究》开栏引言

公法的繁荣是私法发展的前提。约束公权力的行使,是宪法与行政法等公法的重要任务。没有公法的繁荣,就不可能有私法单方面的完善。私法上的权利确认来源于公法对权利与权力疆界的划分,也就是公法确认权利的范围,没有宪法、行政法等公法对利益资源的合理分配,必将导致私法上的权利规定严重缺乏,窒息私法的发展。我们有理由说,私法的发展有赖于公法的兴旺。     

论行政合同的判断标准

随着公共管理理念的更新、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不断完善,行政合同在我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因为理论和立法的滞后使得有关纠纷的法律救济很不完善。对于行政合同的判断,是整个行政合同制度理论的基础,也是法院适用规则和有效救济的前提。笔者建议我国以合同是否具有公法性质为判断中心,以公权力要素和公益要素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辅之以形式标准,建立多元的具有操作性的判断标准规则体系。     

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行政法治的基点——《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述评

石佑启教授所著的《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一书于2007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宪法与行政法学的视角，运用多种方法对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保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论证，对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语义与意义、价值取向、路径、方式与制度设计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论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力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之制度设计

限制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的过度扩张,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有赖于有效的制度设计,需通过发展和完善公法来准确界定公益的范围,设立正当的法律程序,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救济制度等,使私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既有利于社会义务的履行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又能保障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机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获得了在法理基础和法律规范方面的正当性。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监管都存在不足。在民法和刑法保护的局限性、行政机关的专业高效性,以及现代法治对权力控制的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行政机关承担消极不侵犯和积极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应当受到法律保留、最少必要、安全保障等行政法原则的规制,通过对“限制的限制”,实现个人信息在行政法领域得到充分保护的目的。     

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之路径选择

因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国家和我国对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路径依赖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西方国家经历了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历程,我国则经历从否定、不保护到承认、保护的过程,最终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向,即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时期,平衡的重心和方式有所不同,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强调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限制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的过度扩张,不失为是一条有效的路径选择。     

论商业秘密的民法保护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不宜也不应当只通过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而主要应当通过民事法律来保护,即采用私法保护模式.在充分论证商业秘密民法保护的可行性的基础上,从理论模式和制度模式两方面探寻商业秘密最恰当的民法保护模式,提出主要应当选择财产权理论作为商业秘密民法保护的理论基础,商业秘密权作为无形财产权的一种与物权相并列.     

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与公权力

我国法律明确了农村土地可以依法流转并对公权力作用加以界定,但还不完善。目前在土地流转中存在公权力的缺位、不到位等问题,我们应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对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保障。     

对《物权法》中公共利益的几点思考

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法学界的难题,对其内涵与外延有着种种观点与见解。相对而言,公共利益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精神利益等,一般不包含商业利益,但不绝对排除。众所周知,《物权法》并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究其原因,是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和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概念类似,属于弹性条款。公共利益的这种属性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研究这些特点对加深公共利益的理解很有裨益。     

法与利益

法与利益问题历来颇受学者关注 ,在当今提倡法制的社会背景下 ,法律作为各种利益的体现 ,如何对各种利益进行适当的调节和取舍 ,不仅是法学研究的课题 ,也是法律实践中需要值得关注的问题。在阐述有关利益的属性 ,利益观的发展的基础上 ,着重介绍了利益对法的决定作用和法对利益的重要作用 ,并结合中国入世后即将面临的现状 ,分析了我国在平衡利益方面的立法缺陷和世界与中国的利益选择问题。对中国入世后对利益的选择和相应法律上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从行政权力本位到公共利益理念——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理念更新

我国当前环境法律制度以行政权力为本位,缺乏清晰的生态社会愿景和法律理想图景,轻视公众的社会理性和合作本能.环境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创造并仅由自然人成员享受的一种共同善.环境公共利益具有创造主体的共同性、受益主体的普惠性和自然人独立享受性的特征.公民和政府都是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环境公共利益理念更新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     

我国行政执法现状的思考

行政执法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但目前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尚存在着不少问题 ,并已严重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鉴于此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以便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具体措施主要是 :加快立法步伐 ,完善执法依据 ;理顺行政执法体制 ;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 ;建立高效、廉洁的执法队伍等     

行政裁量的界限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贯穿于整个公法领域的重要法律概念,为所有国家行为提供合法性理由。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解释其内容时往往要诉诸于行政裁量。当今宪政国家要求行政裁量行为遵守内外界限,而此种界限映射到公共利益上即表现为法定性以及合理性和程序性。     

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经济法律规范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内涵模糊不清,公共利益的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混为一谈。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经济法不可能对公共利益给出一个定式的界定。经济法的功能在于维护权利和控制权力滥用。因此,不论社会如何变迁,经济法只要秉承经济宪政的理念,明确经济法维权与控权的目的,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看作公共利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维护和促进其发展与实现,这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理论研究

利益平衡是现代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权法修改和著作权制度设计的指南。从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看,在著作权法中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是一个渐进过程,著作权法在平衡作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是成功的。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是适度的保护水平、追求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等。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惯例功能与规制路径研究

行政惯例作为非正式法源之一在公安行政执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行政惯例对公安行政执法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应通过对行政惯例的成文化、清理、审查来逐步规范行政惯例,减少其对公安行政执法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