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绩效看FDI的技术外溢

造成我国FDI技术溢出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金融压制以及地方政府在吸引FDI方面的恶性竞争等.为此,我国应适时对"以市场换技术"战略进行微调,通过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引入民营资本,扶持我国企业走出去,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用市场竞争迫使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有效的技术转移.     

影响新疆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因素分析——基于技术吸收能力视角

FDI技术溢出效果不仅取决于外资技术的先进性,更取决于本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文章从FDI技术吸收能力视角,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系统分析了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本、金融市场、市场机制等对新疆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并为新疆在引资过程中提高FDI技术溢出效果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FDI效应差异

从人力资本角度研究FDI在东道国效应发挥的问题,是目前FDI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仅仅以人力资本存量为基础的研究,不能完全揭示人力资本对FDI效应的影响。本文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活动结合的程度,考察了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对FDI效应的影响,认为我国应该协调两类人力资本结构(总体、企业)之间的矛盾,鼓励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同时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制约下的人力资本提高的负效应。     

FDI对中国制造业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制造业行业层面入手,文章分析了FDI对其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在考虑行业内技术差异的基础上将制造业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分别对不同类型行业的影响因素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影响最大,行业竞争度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首要影响因素,而市场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状况阻碍了我国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根据计量结果笔者认为,要根据行业内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FDI对制造业各行业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贸易和FDI对区域间人力资本人口配置结构差异的影响研究

文章首先分析了对外贸易和FDI对区域间人力资本人口配置结构差异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1990-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降低了人力资本基尼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也降低了人力资本基尼系数,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三大区域对外贸易和FDI优化了各自区域人力资本人口配置结构。最后我们利用泰尔系数分别计算出区域间对外贸易和FDI差异,利用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标准差系数来衡量区域间人力资本人口配置结构差异,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区域间对外贸易和FDI差异拉大了区域间人力资本人口配置结构差异。     

FDI的供求机制与竞争性非均衡配置

决定FDI利用的关键是FDI的供求机制,供求机制不合理将会导致FDI的非均衡配置.因此,从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新角度出发,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FDI最主要的供给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考虑市场、基础设施、政策、劳动力和集聚经济效应等因素.FDI的需求主要受引资地区的资金短缺状况和FDI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利用FDI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区域配置不均衡,它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必须制订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外资利用政策,引导外资在区域间合理配置.同时,应进一步优化外资利用结构,提高外资利用的质量.     

FDI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及其经济效应

本文对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反思。首次提出研究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三次浪潮,发现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产生和实现的重要因素,同时我国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基本一致,FDI带来的就业创造、挤出效应导致我国就业量的变动,并且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由此得出FDI与我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协同关系。进而在协同关系之上讨论了FDI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促进论和不确定论,对区域经济差距带来的扩大论和不确定论。反思现有研究成果指出从高、低技术含量FDI和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入手来探索它们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机理,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提出我国要通过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消除低技术含量FDI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区域长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更多还原     

FDI的异质性与工资水平的空间溢出——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资水平的影响是评估外资进入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文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以2008—2018年中国258个地级市工资水平为切入点,从产业链位置的视角考察了外资异质性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外资促进了被投资地工资水平的提高,但空间影响效应随外资类型各异。基于外资位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位置,从外资项目类型来看,独资类FDI对工资水平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非独资类FDI对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从外资性质来看,鼓励类FDI均抬高了地理邻近地区的工资水平,允许类和限制类FDI对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基本为负,这为我国研究制定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FDI与固定资产投资知识溢出效应对长江流域能源强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长江流域七省二市2000-2010年的数据,应用DEA方法计算其技术变化、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FDI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且进一步分析这种知识溢出效应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结论为:第一,长江流域FDI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东部发达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和纯技术效率上,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国内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东部发达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与纯技术效率上,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上.第三,FDI的知识溢出效应阻碍了东部发达地区能源强度下降,促进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能源强度的下降.第四,国内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不论在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都能促进能源强度的下降,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市场竞争与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

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改变了过去内外资企业税率差异化的做法,这相对地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所得税率。在转轨经济的背景下,如果市场结构是竞争性的,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政府必然会对这次税率的变动做出反应。通过运用产业组织的寡头市场分析框架,我们的结论是,FDI所得税率的提高不仅会促进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FDI的所得税率的提高不仅不会减少依赖于中国市场的FDI投资量,而且还会吸引更多的FDI进入中国。     

英国的FDI、贸易与企业利润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预测FDI的不同进入模式对东道国企业价格-成本盈余(Price-CostMar-gin,PCM)的影响,以及采用固定效应工具面板和经过聚类修正的有效广义矩等不同估计模型,对1991-2001年间的进口和FDI对英国制造业企业PCM竞争规制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绿地FDI对利润有负向影响,而并购FDI对利润的影响为正,即绿地FDI对PCM有规制效应,并购FDI会增加PCM。本文是第一篇使用企业数据并区分FDI不同类型进行此问题研究的论文。     

政府对FDI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构研究

跨国直接投资的特殊属性以及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保障FDI健康发展和防止FDI行为扭曲,是政府对FDI流出进行政策干预的充足理由。通过对FDI政策目标的解读,中国FDI政策应从单纯的激励政策向激励——抑制——中性三位一体政策体系转变。中国FDI政策规制应加以改进:逐步变审批制度为登记制度;以激励的政策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境外资源;建立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加速完善中国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手段调节企业跨国经营行为。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FDI不同进入模式角度的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模式是影响其对内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中国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独资FDI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为正,而非外商独资FDI数量的增加则会减少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原因在于非外商独资子公司从母公司获取的技术相对落后以及其对中国内资企业投资资源较强的“挤占”效应.因此,重视所引进FDI的技术水平以及适当降低中方投资者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组建中的出资比例对于充分利用FDI的出口溢出效应促进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FDI技术溢出间的“马太效应”——基于中印两国软件服务行业经验的比较

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合理利用可以促进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反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了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笔者选取软件服务业这一技术密集型行业,基于中印两国经验进行比较,同时运用心理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加以分析,试图为中国在软件服务业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联动关系上提供一定理论依据.最后为我国软件服务业的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FDI提高供水企业的绩效了吗?

公用事业部门之一的供水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始于引进FDI。21世纪以来,供水部门市场化改革加速,与此同时,外资参股甚至控制我国地方供水企业引起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通过对中国大中型城市的200多家大中型供水企业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引入FDI的企业,供水企业的财务指标得到明显改善,即销售额和销售利润率明显提高,管理成本和政府补贴占销售额的份额明显下降。但是引入FDI并不能改善供水企业的运营绩效,和其他私人资本参与类似,外资参与未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自来水的漏损率和改善管网建设。     

东道国政策变迁和外国直接投资

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变迁是一个由制度非均衡到均衡再到非均衡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政策的成本特性(包括制定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时间特性会对政策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一国的FDI政策变迁表现为路径依赖和政策创新两个层面的交替或并行发展。中国的FDI政策变迁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政策探索期、政策成型期、政策调整期、政策完善期,每一时期的政策既有创新又有路径依赖,从而构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中国区位优势。     

集聚、外部性与FDI区位选择

集聚是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集聚通过外部性来影响FDI的区位选择。货币外部性主要通过市场接近效应和生产成本效应等影响FDI的区住决策,而技术外部性对FDI区位决策的作用则更多体现为知识溢出、联合研发和干中学等一系列社会学习过程。     

对FDI研发投资与我国技术进步的探讨与思考

FDI研发投资成为近年来我国引资工作的新亮点。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本文对FDI研发投资与我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FDI研发投资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针对FDI研发投资的两点疑虑,即人才外流以及低技术研发路径锁定,本文进一步指出这些问题是可以有效控制的,并不会影响FDI研发投资正面效应的发挥。本文最后探讨了我国扩大FDI研发投资规模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向型FDI、自主R&D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1-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内向型FDI、自主R&D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发现,由于“竞争效应”和“技术差距”的存在,内向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为负的影响;我国自主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我国的R&D产出弹性与美国、法国的R&D产出弹性相当,高于英国、日本和德国的R&D产出弹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内向型FDI与自主R&D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一定的借鉴.     

新疆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战略

21世纪, 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加快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 以此带动各投资主体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对确保新疆贫困地区经济持续增长, 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开发新疆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应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加强技术技能培训; 二是通过参与扶贫开发项目, 提高技术和管理能力; 三是在贫困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四是加大对卫生保健、医疗的投入力度, 建立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