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论“正统”

<正> (一)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的出现和发展,显示了中国史学跟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环绕“正统”的争论,才历代不已。 王夫之在他的论著中,对历代“正统”问题十分注意,而且因应他所处的时局,藉论“正统”而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但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船山反对谈什么正统不正统。日人内藤虎次郎在他的《支那史学史》第九章<述正统论>一节说: “《读通(钅监)论》的著者说,这类事不值一提,故关於正统论,书中不置一言。 国人魏应麒也接受这种看法,说船山“不作正统之妄说”,柳诒徵在《国史要义》论“史统”一章,一方面将王船山归入“不持正统     

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

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王晓清（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正统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围绕正统的界说、区别以及内涵等问题，传统史家出现了长期争呜。宋元时期正统之辨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这既是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也是史学...     

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

正统论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和在空间上统一的特点的国家政权理论和史学理论。政治家讲正统 ,体现了政治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 ,促使有作为的政治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 ;史学家讲正统 ,体现了史学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 ,促使史家不断以正统观念编撰正史或改编史书 ,正史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正统论是促成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原因之一。     

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

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包括中日、中韩(朝)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东亚各国同源而异流的传统史学,对于深化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历史学能够产生的基本条件、史学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矛盾等。中日、中韩史学的比较,亦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源于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其他国度演变出的特色及其原因。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已经预示出可观的学术新境,例如中国传统的历史正统论,经日本早期政权的改造,形成决定日本统一和天皇万世一系社会意识;日本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比较,给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以很大的理论启示。中日史学比较研究,有待众多学者参与以共创繁荣。     

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

正统论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正统论在南宋时,由于理学发展和民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趋向,更加强调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且在强调"尊王"的同时,还突出"攘夷"的内容。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有意超越一时的已成事实之是非,以一相对恒常的道德标准裁量历史,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方孝孺也有一定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间矛盾的考量,提出所谓"变统"的理论。方孝孺的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王袆的史学思想

王(?)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很有独到之处。其特点是受金华儒学传统影响,重经学而不废史学,讲求经世致用;他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王(?)的史学思想,虽基本仍未跳出传统儒学观念的藩篱,但也有不少积极的内容。王(?)的史学思想对明初的史学特点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批判与继承：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史学史考察——以《读通鉴论》为分析样本

就法制史学史角度而言,王夫之的代表作《读通鉴论》是针对《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某段史实而发表的议论。在书中,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问题提出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尤其是在法制史学理论方面,他提出法制要“趋时更新”、“循天下之公”等进步观点,在改造封建法制正统体系的学说基础上,对历史上各代的法律体系、立法史学、司法制度史学等进行多角度考证,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探讨和研究其发展规律,并提出了许多带有民主主义倾向、复兴民族国家的新型法制史学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法制史举内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断代史学研究的创获——《唐代史学论稿》述评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瞿林东教授所著《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稿》)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唐代史学研究论著,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第一部断代史学研究论著。该书分上下两编,共辑入23篇论文。上编是唐代史学通论,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某一侧面的成就,凡7篇。下编是关于史家、史书和问题的分论,按时间顺序编次,凡16篇。《论稿》全书重点论述了唐代史学发展的大势,唐代史学的社会作用,唐代史学的突出特色,对唐代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往深层挖掘出了一批不大为人们所关注的史学家。本文拟从这五个方面对《论稿》作一评述。     

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历史观的纠结

中国相当成熟的传统史学与政治历史观,传入社会发展尚属早期的日本,经其作出一定改造之后,对整个日本的社会政治起到导引路向、改铸结构的作用.日本史学是在中国影响下诞生的,其早期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无不明显表现出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本古代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面貌,实际是在中国儒学历史观和正统论影响下形成的,但却被用为日本优越于中国的根据;在“大一统”观念和“华夷”思想上,日本同样在接受中国理念时有所改造,造成同源文化之间相异之处的纠结.从历史文化根源上对此予以探研,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理念

经世致用是历史学的重要理念。纵观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理念,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宣扬"神器有命",对王权的合法性作出神意解说;二是彰善瘅恶,宣扬和维护纲常名教;三是以史为鉴,重视对历史教训的汲取;四是以史资政,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五是颂扬功德,确定皇朝的历史地位;六是正统之辨,旨在维护本朝的正统地位。总体来看,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理念主要是围绕着王权合法性、纲常名教、政治治理、政权地位以及政治统绪等问题展开的。     

论史评与史考文体的形成及其特点

论史评与史考文体的形成及其特点曹显征史评和史考作为史学的两种文体形式，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历代史家通过对史实或史籍等史学问题的剖析评论和考证辨析，不仅解决了诸多史学难题，使史书的编纂和史学研究更趋科学合理，充分展示了史学的功用；而且推动...     

方孝孺正统论探析

方孝孺是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称其为"有明之学祖",其正统论思想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乃至其最终"成仁取义"、舍身殉国的一个关键。目前学界对方孝孺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其正统论思想的专门探讨尚不多,部分结论也存在偏颇之处。只有把方孝孺的正统论放到元明鼎革和明代开国之初所进行的政权合法性建设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中加以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局限;同时,也只有将其放到古代整个正统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才能了解方孝孺正统论的特殊贡献和价值。     

近代正统论的嬗变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正统论作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在近代出现了颇为有趣的演变,即在前期（1840-1860年）仍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并在具体的史书实践中得到贯彻;从1860年到新史学思潮兴起前,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正统论的不足,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作用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开来;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正统论遭到近代史学家的尖锐批判,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探索近代正统论的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绚烂的史书体裁、体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也有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者是支撑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基本问题探析

对当代中国史学进行研究,首先要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廓清.目前来看,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等诸多概念,造成当代史学研究中概念的模糊与混乱,有必要予以辨析和明确.史学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史料的简单发掘和再现,还应当通过对历史史料的研究找出历史发展的逻辑轨迹,为现实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启示.后者既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史学承载的时代任务.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之管见

新中国史学界于五十年代定下来的以“两个过程”和“三次高潮”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基本体系的提法,对冲破旧史学中的封建“正统”观点和资产阶级“就事论事”的烦琐哲学,无疑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一基本体系,应该说基本上是符合历史情况的。问题是在当时“左”倾     

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21世纪?21世纪的中国史学的内涵及特征又是怎样的?在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学术交流日渐增多的现阶段,要不要坚持民族特色?何谓民族特色?民族特色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为充分和集中地表达意见,本刊特组织4篇笔谈,以期对“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的研讨有所推动。著名学者瞿林东、张广智认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必须坚持民族特色,并各自对此问题作了不同的阐述。来自台湾的学者戴晋新则对此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极大地拓展了问题的空间。周一平等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发展作了具体的诠释,周一平认为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必由之路和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