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康德由道德哲学向宗教信仰的过渡

康德的宗教观与他的道德哲学直接相关,同时与他的理性批判哲学体系一脉相承.上帝在理论理性中作为超验的理念具有消极的意义,而在实践理性中却是必要的悬设.因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寻求自然的幸福与自由的道德相结合的至善,同时又会因为不合理的自然欲望而产生恶,因此需要超越于人之上的完满的上帝来作为至善的化身和公正的裁判者.康德正是出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导向对上帝的信仰,并从实践理性出发来论证宗教何以能够存在以及应该怎样存在的问题.     

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道德与上帝——读《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反映的是康德的宗教态度,在书中,他为宗教找到了合适的位置:道德必然产生宗教.上帝在康德看来对人类是有存在必要性的,它来源于道德的需求.人性的至善禀赋,以及人类对幸福的渴求.上帝对我们来说是种信仰,这就是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一种道德的信仰.     

伊曼努尔·康德的政治伦理思想评述

伊曼努尔·康德是理想主义道德观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对西方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康德坚持人性有善有恶说,客观地看待法律、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康德主张以道德法则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础,以自觉和理性为遵循的原则,通过国际机制实现永久和平.考察了伊曼努尔·康德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影响.     

至善何以可能?——读傅永军教授新著《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

<正>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文的"序言"中,康德提出了两个看似悖谬的论断:一方面,自由存在者通过纯然实践理性确立道德法则,这一过程乃是独立自足的,并不需要宗教的涉入;另一方面,必须假定一个全能的存在者使至善的实现得以可能,从而保证德行与幸福的契合一致,因此道德必然导致宗教。与此相关,在之前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辨证论"部分,康德还提出了一个难解的陈述,亦即,上帝存在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惟有在实践上可能却在理论上无法证明。为此,我们不得不追问,自足的道德法则证成为何依然需要宗教的指引?在理论上无法证明的上帝存在假设何以在实践上可能?山东大学哲学系傅永军教授的新著《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从伦理神学到道德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康德宗教哲学》),通过扎     

至善与趋恶：康德人性论下的意志选择

关于人性是善、是恶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争论古今有之。其中,康德曾就“人性善恶”问题作出了深刻探究。他将人性细化为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三种不同层次的趋恶倾向,并认为“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性之中,故“即使是在最好的人这里,都提出了恶的倾向”。他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加以阐述,旨在让宗教理性化、纯粹化和道德化。康德强调“道德的宗教”,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人们与恶性斗争,并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并将道德基础之上的“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至善”。于是,“德性”也被康德看作“一切我们对幸福的追求”的终极条件,是终极的善。因此,康德关于人性在善恶上的倾向不是凭借神启或信仰来解决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让“人性”服从“德行”,通过对法则的敬重和遵从,使之成为至上动机从而指导人们找到“向善”的归路。     

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并且如何行善——试比较康德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人性观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出了人性中善恶共居的概念,认为人具有向善的禀赋,但同时具有趋恶的倾向.康德特别强调了人故意采纳非道德的准则以追求自利的倾向,并称之为人性的根本恶.康德的人性观与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有相似之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从而具有善良的本性,但由于亚当的堕落,人同时又是罪人.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并且如何行善,成为了康德和基督教教义共同需要回答的问题.康德提出重建人的善良禀赋和培育道德情感的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过错问题.基督教义则认为,通过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才能解决原罪问题,所以只有神的爱与恩典,才是人向善的终极条件.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浅解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确立了人的行为应当的“绝对命令”,并勾划了人类走向至善的基本途径。康德的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意义:实践是理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是以道德律为前提的;实践理性的目标,是达到至善境界;重视道德教育。有两点值得商榷:割裂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过分地突出“形式”的地位和理论的完整性。     

康德宗教哲学刍论

长期以来,康德的宗教哲学被误解为是其道德哲学的延伸,宗教哲学不具有独立性,宗教仅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形式。然而事实上,宗教哲学是康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形而上学及道德哲学一起构成了批判哲学,其独立价值不容否定。从三大批判到晚年专门的宗教哲学著作,康德缜密探讨了宗教定义、先验神学、上帝之道德证明、宗教与道德、人性论和伦理共同体等重要宗教哲学主题。其一以贯之的最高精神是自由。只有自由的宗教,才能给予人幸福的希望,在康德的宗教中,关于幸福的希望成为有德者的权利。     

康德的“自由”本体论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对自由的假设确立了自由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由“实在”（认识论的）向“理想”（价值论的）的转变。康德变革形而上学的传统而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成为道德形而上学唯一能够由实践理性论证的本体论范畴,纯粹哲学的自由本体论是有限的本体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论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另一方面辨护了宗教信仰合理。之后的黑格尔通过辨证法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彻底地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与此同时,自由本体也消融于“绝对理念”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在对德国思辨哲学唯心主义宗教倾向的彻底批判中,在继承康德自由本体思想的同时,找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社会实践批判,从而彻底摆脱了自我异化对宗教的虚假的依附关系,自由本体就得以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意义上确立、完成     

进向道德:质料伦理学对人性禀赋的经验考察——康德《实用人类学》的本旨

康德的伦理学包括形式伦理学和质料伦理学。质料伦理学经验性地考察人性禀赋,但不是生理学的探究,而是把人当作一个世界公民来考察他能够和应该成为什么。人的自然禀赋如认识能力、鉴赏能力和欲求能力都应该朝着促进人们发挥自由的理性能力的方向加以塑造和完善,只有这样,我们的自然禀赋才能与理性的实践能力的发用相协调,并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达到心意更新,而获得道德的个性,进向道德善。所以,质料伦理学是康德实践哲学的实质性部分。     

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伦理学研究

＂现代新教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早年在发生信仰危机之后转向了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当时的学者专注于康德的第一批判不同,施莱尔马赫主要考察康德的第二批判,严厉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学说,尤其是其至善理论和先验自由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尚未成熟但在随后的年代发展完善的至善学说和决定论。     

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海德格尔1930年弗莱堡讲座分析

海德格尔在1930年弗莱堡讲座中通过对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的解释,具体阐述了人的自由的本质是道德自律、纯粹意志,也就是自我负责。康德通向自由的第一条道路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并实现的,对应着自然的因果性,揭示了自由的可能性;第二条道路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并完成的,对应着自由的因果性,证明了自由的现实性。     

生之为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与理性自律——康德道德人格分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论证意志自由和理性自律,展现了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本真精神;从意志自由的逻辑起点到理性自律的至高点,再到自由和自律统一的内在人格魅力,展现了成熟自觉的道德人格的深刻内涵,赋予人以无上的人格尊严。康德道德人格理论在现代中国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康德的普世伦理之善恶概念

为确立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依据纯粹的实践理性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即：不是传统所谓的善恶概念决定并产生道德法则，而是道德法则蕴涵并决定善恶概念。由此，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以下之特点：一、善恶最初只是消极的存在概念，其内涵与意义产生于理性自己确立道德法则之后。善恶概念的本来意义只是相对于意志及其支配的行为而言的；人性无善恶，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的意志。那种认为康德主张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二、强调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的区别。福祸概念不仅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而且它们与善恶概念之间没有必然性的联系。三、通过强调纯粹的、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产生之根据和基础的意志自由，康德高扬了人的自足性的价值与人格尊严，表达了对当时的作为启蒙运动精神重要内容的理性崇拜之肯定。     

路德对康德的影响——兼论神学与宗教哲学的关系

叙述了康德成长的宗教背景,分别考察了自由、道德、上帝观念、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等“批判哲学”体系的几个重大问题,揭示了路德神学对于康德哲学的潜在而又强烈的影响。指出,哲学对于宗教神学的关系,除了有批评、否定的一面外,还有吸收、继承的一面,哲学对于宗教神学的继承,也并不总是消极、保守的。     

生之为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与理性自律——康德道德人格分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论证意志自由和理性自律,展现了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本真精神;从意志自由的逻辑起点到理性自律的至高点,再到自由和自律统一的内在人格魅力,展现了成熟自觉的道德人格的深刻内涵,赋予人以无上的人格尊严.康德道德人格理论在现代中国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