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本文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 ,对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孙中山“国粹”观的内涵 ,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晚清国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孙中山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 ,也是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尽管孙中山对“国粹”的表述未必准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当 ,但他取法乎上 ,择善而从 ;会通中西 ,与时俱进 ;既提倡国粹 ,“因袭”中国固有思想 ,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划清界限 ,又主张向外国学习 ,“规抚”欧美的先进学说 ,从而与崇古恋旧的东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区别。     

从“遗书”整理看晚清国粹派的学术思想

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交,面对古籍散佚,传统学术零落的状况,国粹派奋起整理“遗书”,他们收集宋明遗民著作,排抵专制学术,强调稗史对保存故实的作用,重视中华群萃。国粹派对“遗书”的整理反映了国粹派学人的“国粹”观念,“国粹”具备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反叛文化专制,提倡新史学,期望由存真而至美善地“复兴古学”。国粹派“保存国粹”与“复兴古学”的本意不是守旧,而是希望从传统学术中寻找到接引文化转型的元素。在辛亥革命结束后,“古学复兴”的重心由排满转向了留真,国粹派虽然没有实现再造文明的理想,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学术由经入史的转型。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启蒙五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启蒙”及其是非功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论争中 ,“启蒙”问题又成为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的一个焦点。鉴于人们对“启蒙”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 ,有必要对“启蒙”内涵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澄清 :一、何谓“启蒙” ;二、西方学人对启蒙的反省 ;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浮沉 ;四、启蒙的障碍与难题 ;五、当下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只有对以上“启蒙”问题作出准确的界定 ,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历史与现状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高等教育改革视阈的国粹艺术保护与传承

在当前狂欢性娱乐文化的冲击下,国粹艺术的保护和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似乎存在着一道无以跨越的鸿沟。国粹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其主要路径包括：以探索建立“协同创新中心”为契机,构建国粹艺术创意发展之路;健全国粹艺术教育传承的学科、专业和课程体系;积极组织大学生参与国粹艺术保护与传承的社会实践;通过多元路径,将国粹艺术融入校园文化的建构体系等四个方面。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新路径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上历时最久、成效最著。它在现代文化启蒙中,以实业促教育,以“现代集团生活”取代以“家”为中心的农耕生活和人生理想,以教育社会化、日常化打破学校界限,并以施教者与受教者的本土化与现实目标的一体化体现了双方的平等性与洽和性,打破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中“破”多于“立”、精英多于大众、“倡”多于“行”等矛盾格局,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新路径。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萧■父和中国启蒙哲学研究

本文阐述了著名学者萧(?)父先生力求以中国启蒙哲学专题研究作为解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契入点和路径,揭示“以古代文化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根据和环节,不仅对启蒙哲学的概念作了新诠释,而且对中国启蒙哲学的阶段历程及中国启蒙哲学精神作出了新概括和新探索.萧(?)父先生的这一专题研究,是他数十年学术人生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的“再思索”与“新开发”.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梁启超、侯外庐、萧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神州慧命应无尽”“唤起幽潜共启蒙”──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萧父。许苏民两先生撰写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近六十万言，在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国学丛书”中，可谓煌煌大著。在人们纷纷重估和否定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启蒙话语时，重提启蒙学术，也许有人认为不合时宜。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是不会被时间消蚀的，而那些轻浅热闹，缺乏穿透力，过于合乎时宜的东西则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面烟消云散。要真正全面理解和认识该著的学术价值，应当联系作者在八十年代文化大讨论中提出的“哲学启蒙说”。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中，自主一派的“哲学启蒙说”一经提出就引…     

"启蒙"的诱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再思考

以“旗手”式人物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困境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启蒙”之关系进行再解读,我们发现,近代文学的变革理想与现实情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流程”史学总汇为三“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

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孟繁华新时期文学可以整体地看作是一个“启蒙的故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政治启蒙；现代主义、人道主义思潮是“人”的启蒙；而１９８５年兴起的“寻根文学”则是一场文化启蒙。强烈的英雄的悲壮、忧患。使命心态贯穿８０...     

近代欧洲的“中国形象”及其乌托邦价值

17世纪以后 ,中国与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潮。来华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书信、报告、著作、回忆录以及翻译中国典籍 ,把一幅关于中国的“肖像”展示在欧洲人面前 ,大大增加了欧洲人关于中国和东方的知识 ,开阔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化对启蒙思想家的激励和影响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评论 ,构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蔚为壮观而又意蕴无尽的文化景观。在启蒙时代 ,中国成了欧洲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国”的一个典范。这种典范或“乌托邦”发挥了巨大的参照系的功能 ,对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的典范或“乌托邦”在启蒙时代激励了欧洲人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和追求。     

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启蒙话语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汇入全球化激流的大背景下,随着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深入,对票房经济的专注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启蒙话语的理论分析。基于此,从异质空间中的文化反思、历史事件中的艺术揭密两个方面梳理启蒙话语在影片中的存在形态,指出此类影片票房不济、表达不清的原因,提出以感性启蒙吸引电影观众、以自启蒙抵御被启蒙,同时以“对话共享”而非“独语垄断”的文化立场参与影片价值观的表达,为中国电影文化“站起来”“走出去”提供借鉴。     

“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这既是中国文化从震荡走向自省的百年,也是价值重估、观念重构的百年。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2015年6月19—21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等单位在上海联合举行“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瑞典、中国台湾、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位知名学者,围绕“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儒学转型与新文化运动”、“‘启蒙’的百年流变”、“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与激进主义反思”、“学衡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学、启蒙与现代性问题反思”、“中西文化融合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公共理性”等主题进行了深度的讨论和研究,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