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现实之间:对明初治藏方略出炉之由的诠释

明朝对藏的治理之策的出炉与明朝、尤其是明初诸君面临的客观形势以及作为汉族为主体的古代中原王朝对藏区了解的不断加深有密切的联系。同时 ,正是明初两次大调整对藏策略的重心 ,最终形成了较前代更具特色的理藏制度体系 ,既成功地承袭了中原王朝对藏区地方的主权 ,又以较少代价维护了藏区在终明之世的相对稳定。其中的成败得失 ,很值得后人总结     

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

明朝治藏＂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始于洪武,备于永乐,余帝流绪,间有小变,贯穿整个明朝。明朝中央在政治上对西藏地方加以贡赐羁縻,兼有经济上茶马互市的笼络,在宗教上对各教派加以扶持,使之相互牵制。本文从均势的角度对明朝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进行解析。明朝这种统治手段,使西藏各地方势力处于一种均衡状态,从而达到既维持西藏地方的社会稳定而又不至于威胁明朝中央统辖的目的。     

纳西族、藏族同源异流关系考略

作者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民族志资料，通过考证古羌人首领无弋爰剑、牦牛羌、“白狼国”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认为纳西族和藏族之间存在着同源异流的历史渊源。此外，还对民族史重要文献——东汉时的《白狼歌》和纳西、藏、普米等族语言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     

从《神路图》看藏文化对纳西族东巴教的影响

本文对著名的东巴教布卷画<神路图>中的藏文化因素作了考释分析,通过对<神路图>中的鬼界(地狱)、人间、神界等宗教观念的分析,剖析了本教、藏传佛教等对<神路图>内容的影响,通过严谨的实证,从一个方面分析了东巴教与本教、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     

和平解放后党的治藏方略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回顾和平解放60年来,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胜利,平息了西藏叛乱,进行了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引导西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大道,走上了经济建设的道路。这对于西藏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带领西藏人民建设富裕的西藏、开放的西藏、现代化的西藏,在发展中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生改善,促进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60年中,西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发展与稳定共促进、民族区域自治与全国援建相结合的方针指导的结果。     

试析晚明对安南黎、莫政权之间的平衡政策

明万历二十年,安南黎氏将莫氏赶出京城升龙,重新夺回政权。面对安南再次易主,明朝士大夫曾欲采取“双重承认”的政策,即同时承认黎氏、莫氏为明朝的贡臣,但黎强莫弱,随着安南政局的变化,黎氏掌控了安南绝大部地区,而莫氏只能苟延于高平山区,最后,明朝只能接受现实,承认黎氏为安南的唯一合法政权。明朝为了利用莫氏来抑制黎氏,要求黎氏允许莫氏于高平地区自治。     

论明代中央治藏的“贡市羁縻”政策

“贡”和“市”是不同本质的两个范畴,贡赐体现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互市则是藏汉两地商人(包括国家专营机构)及生产者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贡市羁縻”政策是明代中央治藏的财政、商贸政策的合称。明朝对西藏实行的“贡市羁縻”政策,既使西藏地方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统一管理之下,又有力地促进了藏汉两地经济的繁荣。     

论藏族和纳西族狮崇拜的起源

藏族民间和纳西族民间的崇狮习俗都源于汉族的影响。但是,藏族苯教和纳西族东巴教中的崇狮习俗却来自于古印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更古老的神韵。苯教和东巴教中的崇狮习俗也有着密切的承袭关系。     

雍正治藏方略与其起因、影响和启示

清雍正初年,西藏发生了噶伦内讧和卫藏战争的严重事件,对清政府边疆和西藏地方的安宁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同时又为清政府进一步加强西藏地方的施政提供了绝好机遇。雍正帝以高屋建瓴之势运筹对藏的施政,其问题之复杂、事务之繁多、酝酿之繁复,都前所未有。然而能以变通之方针原则,通盘筹划,严厉治乱,其步骤之周详、措施之适当、制度之深入、影响之深远,也是前无所有,是清代治藏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本文除积极肯定雍正治藏的业绩之外,重在对其产生的思想、动因、影响和历史启示及评价作一探讨,以补前人之些许漏遗。     

论明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及其影响

明朝时期中日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治者——明王朝的皇帝,对于日本情况的认识及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对日本的政策,从而对中日关系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明代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对日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不同时期明朝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对两国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木氏的崛起及在纳西社会统治地位的确立

纳西族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族风情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丽江木氏作为统治丽江近五百年的纳西民族上层势力,对纳西族社会政治、经济、习俗、文化等的发展变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云南众多土司当中,也具有代表性。作者对元代以前丽江木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对木氏不断崛起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木氏崛起对纳西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     

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归明人的政策

归明人原本是西南地区蕃属少数民族,在宋朝招诱、笼络政策的导引下,投附宋朝。宋朝出于统治的需要,对归明人给予种种优厚的待遇。宋一方面用各种优厚条件招徕归明人,另一方面对归明人实行严格的控制监督政策。这种双重政策,是宋朝开拓周边地区、巩固边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宋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思想。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两种制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又逐步走向融合,趋向大同,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

大一统是华夏文明对于世界的表象,也是中华民族进行资源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它以绝对者的名义强调了中央对四方的统摄、王权对万物的占有,以天道的光辉塑造着天朝上国的荣耀和尊严。作为大一统内部核心系统与次级系统之间的一条边界,华夷之辨起着约束系统能量、强化系统向心力的作用,实际上是系统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防卫的反馈机制,其诉求点在于核心系统即华夏文明的安全和稳定;海禁政策则是沉浸于天朝想象中的统治者在华夷边界漫溢、大一统秩序濒于崩溃之时采取的本能反应。     

浅析明太祖朱元璋对藏僧的多封众建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在全国恢复封建秩序,缓和社会矛盾,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明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而对西藏,明太祖则采取了“多封众建”,即对藏僧进行分封“国师”等名号,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促进了西藏的稳定与祖国的统一。     

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考察

明清小说作者对科举制度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认定有失偏颇。综观明清小说和小说作者的相关著作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及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对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小说作者并没有否定,他们不主张废除科举,所希望和提倡的是扭转科举时弊,还给读书人一个清明的科举制度。     

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调适思考

将云南特困民族视为一个研究整体,梳理他们具有民族性精神文化传承发展的共有发展特性及其背后的动因,探讨促进这些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民族性,保持与调适的优化路径和选择方向有着极高的理论价值。特困民族精神性文化的调适发展,重中之重是要恢复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自觉,重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再发现中来实现,而这其中的核心关键就在于文化的传承发展应该对族群内部个体的发展体现出价值和意义。     

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呈现为整体增长较快、各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阶段性波动大等特点。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与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国家对少数民族“适当放宽”的政策以及1982～1989年间因按国家政策更改民族成分引起的人口数量异常变动和某些技术性因素相关。未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在"适当放宽"政策和民族通婚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将继续维持在高于汉族的增长率水平上运行,预计到205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将达到2亿人以上。     

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

藏汉双语传播是西藏新闻传播事业最突出的特征,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具体体现。本文试图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背景,从双语传播的历史渊源、双语传播机制、双语传播功能和双语传播的未来走向等四个方面进行简要解析,进而把握西藏双语传播的特征和价值,并提出若干设想。     

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以贡赐贸易为中心

本文分哈密建卫前、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以及成化九年哈密卫内迁后三个时期,以贡赐贸易为中心,对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关系之盛衰及其缘由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