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法律解释的合法性

以“法律解释必然导致合法性问题”的论断为出发点,通过对西方理性传统中韦伯的从价值合理性到形式合理性的理论发展、解释的传统与法律解释的的本体论转向以及哈贝马斯对法律解释合法性理论的完善与深化的考察,对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谱系化的梳理,并揭示出,法律解释只有在合法性问题上站住了脚跟,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真正值得信赖的手段。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性问题初探

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属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中的子问题.合法性追问是一种典型的价值追问.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中,法律的合法性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是对商谈理论进行必要性论证的前提,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法律这一根本性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

法律人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强化法律思维过程的讲法说理功能。法学原本与修辞学同根同源,因而我们应该在重视法律解释、推理方法的同时,把法律本身作为修辞论辩的工具。法学研究应该为不断地提升法律论辩、论证能力而作积极的准备,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所不可缺少的。把法律作为修辞,融推理、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辩方法于一身,把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论专家法律意见书

文章通过对专家法律意见书与古今中外相关概念的比较,指出专家法律意见书既不是实然上的证据形式,也不能作为应然上的证据,并从法理和社会意义的角度论证为当事人出具的专家法律意见书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后现代法学对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律理论的启示

西方后现代法学在分析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法律制度及其理论的基础上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通过运用解释学、解构和系谱学等方法 ,主张多元地、多角度地对待法律 ;反对法律的普遍性、中立性和确定性 ,提出法律即政治的口号。本文在分析、概括后现代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同时 ,总结和评述了它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法律理论的启示意义     

试论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实施途径

分别从理论上、历史上、国外经验、国内现实四个角度论述了道德建设法制化与法制建设道德化的必要性,指出了它们是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两个基本途径。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论政治伦理学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政治与道德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并不由此而成为相互排斥的两极,政治与道德在一定的规范领域或时代意义上,是完全可以互通和浸润的.因此,无论从政治的起源,还是从我国当今政治的发展现状和前景来看,政治都具有本源性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实践精神.     

法律推理客观性的法理探析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规范法律人思维的的技术性工具,其客观性是法治理念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科学地阐释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内涵,对于完善法律推理理论研究,规范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客观性的研究应当从纯粹的逻辑分析拓展至价值领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其客观性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推理客观性实现的最理想状态是,形式规则与自由裁量呈现适当高度的动态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最少而正面价值最大。     

有关合法性概念及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国外 ,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 ;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君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也有其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因素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微课应用研究

微课是以简短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学科中的重要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设计开发的网络教学模式,已经成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新手段。当前,微课在《思修》课的教学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高校教师应该在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双边活动、教学途径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以利于克服微课教学中的僵化和不足,充分发挥微课优势,增强思政理论课的吸引力。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涉及非政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基本关系问题.如果仅仅从法律标准讨论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对该问题的本源和实质的分析还是不够深入和全面的.文章认为,应当从实质合法与形式合法的基本关系入手,从社会、政治、行政和法律的不同层面考察其合法性问题,才能有效解决中国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现实问题.     

政治文明逐步实现的历程：新中国法治的成长

法治与政治文明相共生,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外在标志,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尺度,是政治文明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其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成长着的中国法治标识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程:人治主政,蔑视法治,政治文明之路山重水复;健全法制,厉行法治,政治文明之路柳暗花明;法律至上,民主彰显,政治文明之路漫漫而修远。     

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的解读

文章详细阐述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思路,并深入分析了教材的特点,如综合性、整体性和应用性、理论上的系统性、逻辑上严谨性,同时深入分析了教材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主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