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禁民二业"政策的历史考察

“禁民二业”思想是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四民分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一项重要的统治政策。两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与重农、抑商和抑兼并问题密切相关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而言 ,西汉前期“禁民二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重农和抑商 ,西汉中期以后则以抑兼并为主要目的 ,东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及其政策目的之差异 ,这一政策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也因时而异。     

关中隐型文化的互补结构及其历史展开——围绕资源配置方式再探关中隐型文化之一

作为关中文化开头的两大篇章,“周”与“秦”已经转化为关中隐型文化中的互补结构,其“抑商”本色在“汉唐文化”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以“抑商”为底色和以“周秦互补结构”为政治基调的关中隐型文化还表现为“儒道互补”、“儒法互补”和“儒佛互补”等。这种以多重互补为特点的“抑商”的关中隐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独领风骚,但随着资源配置方式对市场化的吁求日益强烈,它只能陷于落后,其出路在于从“抑商”向“重商”转型。     

岭南文化的特征及其作用

<正> 岭南文化,是华夏文化系统下的一个分支,或称子系统。但从文化类型的形成条件去探讨时,它又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一、濒临南海之滨的广州区域为中心的岭南文化既不同于半封闭的、凝固式的大陆文化,也异于展拓性、流动性的海洋文化;二、岭南文化既不是那种为中原农耕定居的、以“重本抑末”(“重农抑商”)为特征的农业社会文化,也不完全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工商文化;三、从文化圈的二重构造原理而言,岭南文化位子中国文化模型的边缘位置。因此,从地理环境、经济活动方式以及文化圈二重构造原理等方面     

治国之道 归心于农──也谈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最能代表“民以食为天”与“治国之道，归心于农”的改革思想。本文通过史实进一步说明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刚开始确立阶段所具有的进步作用和存在的不利因素，以期提供些许启示。     

关中“抑商”文化“大爆炸”——秦文化史再解

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中华大一统之基，同时，它也是源自关陇黄土高原的抑商文化取代重商倾向的“大爆炸”，种下了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体制基因。他的“焚书坑儒”，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也体现着与抑商倾向相呼应的专制型地域文化特色。     

重农抑商辩

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中,史学界普遍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重提这个问题,拟纠某些偏颇之说,以求公允、符实的评价。(一) 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虽然贯穿始终,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抑商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大体说来,先秦的封建领主制时期,抑商的色彩较淡,秦汉以来的封建地主制时期则抑商色彩较浓。如以中唐为界,则中唐以前抑商较为突出,中唐以后抑商有所削弱,重商渐趋抬头。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全文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做了分析,认为司马迁不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中间三句正是对这一传统政策的认识和总结,首尾两句是在批判纠正汉武帝极度抑商政策的基础上,对传统抑商政策做了理论上的提高与升华,强调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代表了司马迁进步的工商业政策思想。     

论西汉前期商贾势力的发展

西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严重的抑商思想,在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中,是非常突出的。汉高祖沿袭了秦王朝重农抑商的政策,传至孝惠、吕后、孝文、孝景,虽然历朝都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席上“弛商贾之律”,但是,总的来说,重农抑商的传统却从未废弃。到景帝统治时期,商贾的政治地位仍很低下,孝景后元二年(公元前一四二年),即景帝逝世的前一年,下诏:“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一万钱为一算),谦士算不必众。有币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从这条诏令中可以看出,商贾在政治上还受“不得宦”的歧视和压迫。     

论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的成因

通过法律困辱工商业者、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传统的形成，直接由“农”、“商”对封建国家的“利”、“害”属性所决定。从政治经济方面讲，私人工商业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有着经常性的危害，它常导致小农经济瓦解。从伦理方面讲，私人工商业是对封建等级秩序、“均平”秩序、俭朴秩序的经常性破坏因素，它易导致社会尊卑贵贱紊乱。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封建国家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张雪昆中国古代主要推行抑商政策，这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至少在四个历史阶段：西汉初、东汉、晋、南朝，不仅没有推行明确的“抑商”政策，相反，政府对商业是相当自由放任的，甚至是鼓励的，所以，商...     

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浅析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多有论著行世,“工商皆本”属于经济思想的范畴,是他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一般论者则涉及较少。本文试图对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条件、思想渊源以及重大意义诸方面略加剖析,以就教于各位学者。 一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分反映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经济思想的名著。在这部“怪书”的《财计三》中写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     

浅论西汉的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一个传统政策。不论王朝时间的长短国力强弱、皇帝的作用大小,都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治国之道。在历史上,西汉时期抑商的政策显著,作用很大,并对后世影响较深远。西汉为什么要抑商汉初,由于秦王朝对农民战争的残酷镇压和楚汉相争带来灾难,百姓大量死亡或大部逃匿,史载;“人相食,死者过半”曲逆城“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天子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社会经济凋蔽的现实,汉代统治者不得不“承敝易变”,革除秦汉暴政,代之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也实行重本抑商政策,但由于农业、手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天下统一,道路畅通,关梁山泽之     

重农与轻商的中西比较

重农轻商为同处农耕文明世界的早期中西产业思想共同的基调和取向。重农的合理性蕴含了轻商的合理性。可是,轻商的合理性在早期中西方之间呈现出重大分化。早期西方产业思想保持了一般轻商观的历史合理形态,在中国,一般轻商观却演化出极端的抑商主张并主导了秦以后的古代产业思想。抑商主张是否合理只能通过动态的比较研究给出判断。在思想史内来检讨,抑商主张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逸出经济思想的范畴将产业关系政治化。     

论无锡工商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品格——兼论"锡商群体"的历史价值及其意义

构建新的城市文化,首先要梳理城市历史文脉,发掘文化个性与内涵。无锡作为工商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城市,发掘整理、提升工商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品格,是目前研究城市文化的重要一环。文章首次从理论高度提出了“锡商”概念,指出发掘“锡商文化”的重要意义,对锡商的群体价值进行了梳理,对锡商的历史贡献进行了追溯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对锡商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特征进行了深入阐述和概括提炼,从而确立工商文化是无锡主流文化的观点,也首次对锡商精神质素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论定。     

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

朱元璋“抑商说” ,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 ,“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 ,既抑商又通商 ,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这种商业政策是对现实中“物质关系”的反映 ,是宋元明历史发展的产物     

从《金瓶梅》 看商品经济崛起之初士商地位的演变—— 兼及《儒林外史》

<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士人,但他们在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面前,都以不同的形式败下阵来.这种现象表明,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士商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尊士抑商"的传统观念正被颠覆.     

试论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工商管理政策

秦统一中国以前 ,采用了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 ,在国家干预下 ,有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此举虽有以强权政治粗暴干涉社会经济发展之弊 ,但在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却既可基本保证社会对商品的需求 ,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统一中国以后 ,一些在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 ,并没有真正落实 ,而因战争等的需要 ,抑工商政策再趋升级。秦皇朝倒行逆施的行为 ,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加之其它因素 ,终使其走向灭亡     

清前期“重农抑商”政策及其法律思想

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生产的手段,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和商业发展方面。通观清前期的生产发展制度,重农抑商思想贯穿始终。从专卖制度、从商资格、商税征收等几方面论述清前期的抑商政策,剖析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实质。     

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封建王朝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是自明朝中后期以降的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抑末”、“轻商”的思想与政策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人否定。这种社会意识反映到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贯彻经济政策的操作中一方面奉行朝廷颁布的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扶持商品经济发展,有时为着后者而对前者采取阳奉阴违的作法。 地方政权的职能发挥,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何等的推进与制约作用,本文就清代州县政权的这一问题试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