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仲则的山水游历与诗歌创作

为了探究黄仲则的精神品格与诗歌风貌,选择其山水游历为研究视角,采用了文献分析和文本细读等研究方法,结论认为山水游历占据了黄仲则生命的重要位置,可以作为解读其心灵与诗歌创作的一条线索.游历的见闻、客寓的感怀成为他诗歌的重要内容,同时,山水游历亦是促其诗艺大进、诗境大变的关键因素.     

满腹积怨 悲歌慷慨──论“悲士不遇”情绪在汉赋中的种种表现

＂悲士之不遇＂，是赋体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本文将汉赋中抒发＂悲士不遇＂情绪的作品内容分为五类进行了细致剖析，并论述了各类赋作的思想特色和作者心态。     

论书法创新中的“狂怪”美

“狂怪”美是艺术美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书法创新过程中的一种产物 ,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艺术个性影响着书法的创新 ,狂怪类书风的形成是由书家的艺术个性所致。狂怪类书法需要用辩证的目光去审视     

从《都门秋思》看黄景仁诗的“哀情”与“豪气”

贫病交迫,仕途困顿,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黄景仁的人生写照。然而在诗歌领域,他取得了巨大成就,艺术风格上有着“哀情”、“豪气”融为一体的特点。这在其名篇《都门秋思(四首)》中有极好的体现。本文试通过对四首诗作内涵的把握,来探讨“哀情”、“豪气”的具体表现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其诗作内涵及特色。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构建“新剑桥-则行”学派：传承与创新

“新剑桥-则行”学派以其独有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与中国实践不断结合,为丰富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贡献力量。2023年是新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斯拉法逝世40周年,也是其中国弟子、辽宁大学经济学科奠基人宋则行逝世20周年。为了纪念两位经济学家,传承“斯拉法-宋则行”经济思想,文章重点介绍辽宁大学则行学派对新剑桥学派经济思想的传承发展和实践探索,并对“新剑桥-则行”学派在当前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聊斋志异》“婴宁不笑”源于《老子》“婴儿未孩”考论

《聊斋志异·婴宁》中婴宁其原始意义应该为婴儿般宁静,婴宁从开始的笑到不笑,其实演绎了《老子》如婴儿之未孩这一境界。笑在世俗生活中是一件好事,但在道家中却是一件坏事。《婴宁》之中有佛家、儒家的笑,也有道家与耶稣的不笑。     

晚明“狂禅”运动与公安派的兴衰

公安派因李贽而习禅，伴随着“狂禅”运动的兴起，在京师谈禅论学，达到鼎盛。然学术及政治的嫁接导致了公安派在文坛上只能是昙花一现。政治上对立的党争双方在反“狂禅”这个学术问题上达成默契。联合剿杀了这场运动，李贽身死，公安派成员逃避政治迫害，离散逃亡，归于沉寂。袁宏道在反思之后，风格为之一变。     

略论脂批中的“一笑”取乐批

本文从“一笑”取乐脂批的辨认、流露出的情感趣味和其认读价值三个方面,对脂批中独特的“一笑”取乐批作了简要论述,指出:这些批语表露了批者的爱憎情感和审美趣味,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方面对此类批语作出正确、公允的认识和评价。     

中古文论中的“则天”思想

中古文论中有较明显的“则天”思想,这突出体现在论证过程和论证标准两方面。在论述过程中,不主要依靠逻辑推理,而是将所论内容与天象建立联系,通过证明自己的观点与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象相符,来证明人事行为是“则天”而来,所以合理而不容置疑。在论证标准上,以是否符合天象或“与天互感”来判断作品优劣,能够“动天地,感鬼神”的作品是最好的作品。“法圣”和“宗经”都是“则天”的中间环节,因为圣人“则天”,而“经”又是圣人之言。这是古代“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在我国文论中的体现。     

(续《灵谿词说》之十三) 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

我曾撰写《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一文(未刊),文中说,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虽在历史上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生活道路常是坎坷的,命运常是悲凉的。这也正说明古代封建制度之不合理。有两个问题经常困扰古代士人的心灵:一是道(学术文化)与势(政治权力)的矛盾;一是求知之难与感知之切。这两个问题也可说是两个“情结”。这两个情结使古代士人在心灵中孕育着许多沉忧积愤,于是发抒于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所以掌握了这两个情结,就可以深入探寻中国古代士人的心态,也是开启中国古典文学深层的一把钥匙。     

“爱笑”凤姐的笑态艺术特色与霍克思的细节显化翻译

以《红楼梦》前80回中凤姐重复和模糊的"忙笑""陪笑"和"冷笑"三种笑态为例,从直译、功能对等的阐释和锦上添花式的增译三种显化英译策略,论证大卫·霍克思采用细节显化翻译原则英译《红楼梦》的体态语。通过霍克思具体清晰地英译三种笑态,得出霍克思采用细节显化翻译原则取决于译者专业汉学家身份、译者翻译目的、《红楼梦》小说本身因素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霍克思显化解码隐藏凤姐笑态背后的含义,让英语读者成功地理解东方文化下人们对自身和社会认知机制及心智活动过程。对霍克思版《红楼梦》凤姐笑态英译进行分析,也是解释不同民族与文化非语言交际单位的一个重要来源。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孔子·古代作家的人格·“士不遇”的主题

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封建社会的流变史。社会的封建性决定了“不遇”是古代作家的必然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却又主动地不断地去重演前人的命运,其原因是他们的主体人格上打上了孔子人格的烙印,并从而形成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所抒发的主体感情的共同特征     

“天则模式”：关于中国思想库建设的思考

思想库为国之所需。但国内第一家民间思想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却运营不佳。与号称美国“第五种权力机构”的著名思想库“兰德公司”相比,“天则”发展的瓶颈是缺乏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支持力。应积极借鉴兰德模式,争取社会、政府和大学的支持,修正“天则”模式,建塑出中国的“兰德公司”,真正发挥中国民间思想库的功能。     

论“栋笃笑”的对话与狂欢——以《跟住去边度?》为例

栋笃笑是香港化了的Stand-up comedy。自1990年首次登上舞台至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深得粤语观众的喜爱。作为一种喜剧的一种,栋笃笑与二人转、相声或者脱口秀不同,在技巧、内容和风格上都别具一格。然而国内对栋笃笑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从对话和狂欢两个角度入手,对黄子华的栋笃笑进行初步研究,以期为今后深入的研究抛砖引玉。     

周末狂睡族：小心“美容觉”不美容

周末睡上一个美容觉，这或许是很多女性上班族的习惯。因为工作日经常有加班或娱乐活动，夜晚12点后睡觉是很平常的事。有一些女性认为，睡晚一点没关系，周末埋头大睡一天，补回来不就行了吗？其实，十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美容觉并不会“美容”。     

助词“则已”的词汇化过程与机制

"则已"最初有两种使用情况:一是连词"则"与副词"已"的连用,一是连词"则"与动词"已"的连用。第二种使用情况的句法类型有三种:A单词+则已,B短语+则已,C小句+则已。助词"则已"的形成与B、C式相关。C式在汉代就已出现,"则已"可看作助词,清代C式例句增多,助词"则已"成熟。隐喻机制、句法位置、韵律和谐及较高的使用频率是其成词的动因。     

夏目漱石汉诗的道家意蕴与“则天去私”思想

夏目漱石创作了二百余首汉诗,足显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其汉诗与言志略异,蕴涵了他的精神世界与人生感悟,尤其“求道”精神和道家思想贯穿始终,凸显漱石汉诗的主题特质,如诗中对理想乡——“白云乡”的描绘,透射出浓郁的道家意蕴。夏目漱石的“道”是扬弃主观执念、顺任道法自然的超然境界。乖离尘俗的“白云乡”是精神自由的澄净,与庄子“乘物以游心”之“逍遥游”同质。由此,他后期提出的“则天去私”的思想正是“悟道”的升华,也是他人生观和文艺观的道家哲思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