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致靖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时期，徐致靖是积极支持并参与变法的封建官员之一，曾上疏“请定国是一，举荐康有为、谭嗣同等。慈禧发动政变后，被革职，判刑永远监禁。但他的生平仕履，《清史稿》语焉甚略，钩稽史料，对其家世及变法活动略为详细，兹述于下。一徐致靖（１８４４－１９１８），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寄籍宛平，出生于封建官宦之家。其父徐家杰系道光甲辰（１８４４年）顺天举人，丁未、（１８４７年）进士（与李鸿章同榜），历任山东临淄、商河、阳信、益都等县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山书院山长，有政声，号为徐青天。受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办…     

宋伯鲁与戊戌变法

百日维新期间,台谏中有两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一是被称为戊戌六君子的杨深秀,另一个当推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伯鲁思想敏锐,学通中外,在担任御史的数年中,“丰裁峻整,弹劾不避权贵”,尤其是在变法开始后,他发人之所不敢发,言人之所不敢言,与阻挠维新的顽固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对百日维新起了促进作用。亲历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就曾指出;台谏诸臣中,惟宋伯鲁“言诸新政最多”。本文拟据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对宋伯鲁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活动作一考察。     

张之洞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在国内政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法战争以后,清朝当权的洋务派剩下三位有影响的领袖: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北洋海陆军;刘任两江总督,控制长江下游;张任湖广总督,控制长江中上游。李原为洋务派的大首领,地位仅次于奕訢,但甲午战败以后,情况有所变化,马关条约一签订,李鸿章声誉扫地,退居幕后,刘坤一碌碌无显绩,于是张之洞崭     

重新认识戊戌变法

为纪念戊戌变法90周年,由中国史学会、广东史学会等12个单位联合发起并组织的“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1月12日至16日在广东省南海县和新会县两地召开。围绕“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这个主题,对中国近代史上这场重大的改革运动及其杰出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改革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新的评价。一、变法的性质与会代表基本上不再沿用“改良主义”的提法,但在戊戌变法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并进一步对改良和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重新加以认识,比较一致地感到:判断一个政治运动地位的高低,一个政治主张的优劣,不应以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最为激进作为标准,换言之,也就是不能以是改良还是革命作为标准,而应根据当时当地的历     

重温戊戌变法

本文认为，在戊戌变法中，存在“家天下”与“官天下”这两种观念的尖锐对立，结果前者占上风，导致变法失败。传统儒家的“天下主义”与西洋宗教思想相遇，孕育出新型的世界思想，取代了康有为“官天下”的观念，使变法向革命转换。文章还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浙江在当时各省中得风气之先，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变法举措，为全国提供了具体样本；被普遍认为起了模范作用的湖南变法，是受到浙江变法的刺激而展开的     

西方传教士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在戊戌变法前后,在鼓吹变法、宣传西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总体上是支持中国变法的,其原因在于:改革教育制度以便传播西学和宗教;影响士大夫阶层,来控制中国;扩大经济上的利益;中国军民的抵抗;基于对中国官僚体制腐败的认识,只有变法才能维护既得利益。然而,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变法的热情,完全是出于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     

翁同和与百日维新关系探析

<正> 翁同和是晚清宫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曾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恽毓鼎:《澄斋日记》<稿本>第四函)对当时政局起过很大作用。戊戌变法的期,翁氏既是军机大臣,又兼总署差事,故与新政关系极为密切。但是,翁是支持变法还是持反对态度?翁氏与康有为关系究竟如何?将翁氏赶出朝廷的是光绪还是慈禧?上述问题晚近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它们对戊戌变法研究又至关重要。要正确评价翁同和,要     

论戊戌维新变法时期的爱国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就是这样一次可歌可泣的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政治运动。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在发动和领导这次运动的过程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自觉精神,批判精神、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历程上树立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也给各族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乌托邦思维方式与戊戌变法

康有为身上具有的乌托邦精神促使他积极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但在乌托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变法领导者认为变法应当是快速的、急剧的,是全面的、彻底的,认为新法旧法水火不容,并对变法的未来持极端乐观态度。这些认识导致他们在实际的变法运动中采取了许多不明智的政治策略,向传统的各个领域都发出了挑战,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翁同和与甲午和战之争

翁同和与甲午和战之争戚其章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时期帝后党争的主要形式。翁同和作为帝党首领，在甲午和战之争的表现，早有时贤论列，创获良多，然有些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借甲午海战百年之际，爱作斯文，以就正于大家。甲午和战之争中的翁同和光绪的主战与翁...     

关于翁同和一封密函的订正

本文作者对1957年7月21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第61期所刊载的张子扬先生所收藏的翁同和戊戌政变后写给友人的一封密函进行考订后认为，此密函是伪造之作。     

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由来已久,似已成为学界定论。以陈旭麓先生的论述为例,"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之一途......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①。但在笔者看来,洋务运动既没有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把"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这样的口号作为指导思想。主持和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和学者,主要围绕着自强需要不需要西器、…     

津通铁路之争与翁同和力主缓修原因

<正> 1888年9月5日,李鸿章以代粤商陈承德递禀为名,奏请将唐胥铁路由天津展筑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展筑理由是:“利于用兵”和“既可抽还资金,并可报销海军经费,公私利益不止一端。”9月27日,经奕譞奏请、西太后批准,并谕令户部每年拨银二百万两交李鸿章使用。而谕令一经宣示,舆论大(言华),并展开了一场争论,即所谓津通铁路之争。反对修此路者居多,上自台阁大臣,下至御史言官,纷纷上奏,要求停止工程;翁同和也力主缓修;赞成者,在王公大臣中主要是醇亲王奕譞。顽固派守旧,反对修路自不足怪,翁同和为什么力主缓修?而奕譞为什么反而赞成呢?这场争论的真相到底如何?对此问题,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论戊戌思潮

戊戌变法运动作为一种思潮与洋务运动有根本性区别。前者鼓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君主立宪,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定内容。而洋务运动却毫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其宗旨在于“练兵”,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的各种创造,则闇无所知。在经济上,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认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他们陆续开设一批新式企业,采用机器生产,引进近代技术,实行雇佣劳动,但数量少,规模小,产品很多不纳入流通,封建国家机器直接掌握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分配权,因此,它们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时,处处仰仗外国的鼻息,封建买办性极其浓厚。企业内部,等级制度取代了大生产内部的有机联系,权力和行政手段压倒了科技知识的权威,封建     

论张居正变法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年间(1567—1572年)入阁,万历初年(1573—1582年)起任内阁首辅。他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危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张居正变法是和王安石变法齐名的。下面试就这一事件作一些粗浅的论述。一、张居正变法的历史背景张居正一生经历了明中叶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正是明朝社会矛盾空前严重的时期。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王安石变法的再思考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论戊戌时期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戊戌时期著书立说,广交朋友,传播西学,为“百日维新”的到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91年(光绪十七年),李提摩太接替传教士韦廉臣担任旨在“取各国至善之法,以及国势盛衰之所系,著书立说,明告中国官吏绅士”的广学会总干事之职。任职期间,除宣传基督教教义之外,还作了如下事情:     

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力行罢废,操之过急,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有得有失,应具体分析。不应以王安石划线,对其妄加诬罪。     

回归还是超越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然而1919年游历欧洲后,却逐渐拉开与"五四"人的距离,被认为是回归传统文化.考察梁启超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论戊戌思潮的发生与近代思想解放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发生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与民族的觉醒，中西文化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交汇融合，传统社会由此逐步走向解体。在古代与近代社会交替之际，多种社会思潮集结性地涌现，激荡起伏，诸说杂陈，争持消涨，近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也在此期间涌上了巅峰。其中，在１９世纪末兴起的戊戌思潮，以传播资产阶级学说，抨击封建专制，探索救国真理为标志，以冲击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为基本流向，与１９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