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与奠基:孙中山对广州国民政府组建的历史贡献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中,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亦称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虽然孙中山直至临终之时也没有实现建立广州国民政府的夙愿,但是,他为之进行了艰苦的谋划与组建工作,为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     

试析抗战时期西南航空运输的两次飞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西南地区为政治军事战略基地的重大举措对于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举措客观上也使西南地区得到开发.西南的航空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尤其是1941年、1943年航空货运量呈现飞跃发展的态势,这与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缩小、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新的国际战略空运通道的开辟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两次飞跃原因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西南战略基地的确立过程和中国地缘政治的演变,也进一步印证了国民政府立足于外援的抗战政策。     

1924-1927年广东教育的基本制度与史实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早出现于1924年至1927年的广东.因此这个时期广东的学校教育很值得研究.本文论述这个阶段广东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建设的状况,并对省、市、县和国民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管理学校的制度进行了探讨.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国家定位(1943-1945)

国家定位即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综合实力和外交政策需要,对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看待与界定.1943年-1945年间,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进行界定,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参与国际体系的创立,逐渐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际地位,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身份认同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胜利无法掩盖内政的失策之举,为新政权代替也是历史必然.然而,历史的外交遗产将影响着下一代中国人的寻求独立自强之路.     

"人人优异"——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略论

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对薪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决定公务员次年的加薪、晋级或者减俸、降级及免职.国民政府时期有限的人员之考绩使考绩制度的宗旨可望而不可企及;同时在这有限的考绩中,加薪、晋级人员太多,减俸、降级及免职人员太少,以及"官本位"、"关系效应"和"趋中效应"的充斥使考绩流于形式.考绩制度的虚化,直接加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剧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污浊,也加速了其灭亡.     

抗战前上海华商再保险业发展状况探析——兼论华商保险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19世纪20年代末,上海华商保险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鼓励下开始走上联合保险的道路.国民政府出于维护民族保险业利益与政府安全等考虑,让上海华商保险业获得了公有财产的承保权.经过政府与业界的共同努力,近代中国首家专业再保险公司于1933年宣告诞生,标志着上海华商再保险业的发展迈出重要步伐.然而受中日战事升级与统制经济思想影响,国民政府对待保险业的态度逐渐转变.随着1935年中央信托局等机构全面介入上海保险市场,华资再保险业呈现出官、商两种力量并存的格局.在官营保险机构垄断公有财产保险业务的背景下,华商保险业不仅抵制未果,其联合保险的道路也就此中止.     

1939-1949年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述论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防止了黄金的流失.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抛售黄金与黄金储蓄并用以稳定币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战争.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政策虽未能遏止通胀,但并不是全无效果.而自1947年2月17日至1948年8月19日改革币制为止,所谓收购黄金不过一纸空文.自1948年11月22日起至新中国成立前,黄金出售政策同样以失败告终.所以,国民政府黄金政策的失败不在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而在于其错误的政治决策.     

民国时期的南海地缘环境与我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维护

进入20世纪,中国南海诸岛不断遭到日法等列强的侵扰,南海局势也日趋恶化.为了维护南海权益,当时的国民政府展开了外交斗争,并采取各种措施开发建设东沙、西沙群岛.国民政府维护南海权益之举,为以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捍卫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监犯调服军役法制之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克服狱政困难,增强抗战力量,制定并施行了监犯调服军役法规.监犯调服军役制度的实行,促进了国民政府监狱行政工作的改良,为国民党军队补充了大批兵力,也为监犯提供了抗日杀敌、报效祖国的机会.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述论——以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军民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导致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的关爱,难童救济成为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这里仅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童救济活动简要论述.     

国民政府筹谋帕米尔问题始末

1942年盛世才背弃苏联而转向国民政府,由此引发苏联与新疆当局间的交恶。为保证战时西部国防安全,国民政府开始致力于解决中苏新疆段界务问题。从1943年至1948年,国民政府外交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就帕米尔未定界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磋商,并制定了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案。就其过程而言,可以观察到,尽管国民政府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未尝不想据理力争,但除了中苏两国悬殊的国力差距外,国内连绵不绝的军事冲突和新疆地方的治理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国民政府对该问题的决策。在收复失地与保全现有国土、安定内政的纠结中,国民政府对于收复帕米尔国土之立场态度亦不断发生变化。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国民政府“班禅问题”得失谈

1923年冬,九世班禅离开西藏,东来15年。九世班禅积极与国民政府联系,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做了诸多贡献。国民政府借班禅大师东来的机会,加快解决西藏问题的步伐,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努力,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失误。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多视角看国民政府时期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

国防设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个重要机构,对中国国防资源的调查、统计、设计做出过巨大贡献.就这一机构的产生而言,它有广阔的时代背景.首先,它是应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其次,它是国民政府国防经济备战的结果;再次,它是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整合的需要;最后,这一机构的产生与当时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紧密相联.总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产生,是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改征实物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于1941年6月16日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对于这一措施应如何评价?在以往的论著当中,多谓此举“是四大家族掠夺、搜刮农民粮食的一种暴政”,是“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搜刮手段”。有的虽然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也是闪烁其词,似是而非。总之,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尚阙公正评说。笔者以为,此实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的一大改革,它在当时对     

国民政府对上海“孤岛”的商业管理

随着“八·一三”沪战的爆发 ,国民政府在上海的商业领导地位发生了动摇。通常认为 ,在194 1年 12月 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前 ,上海的“孤岛”地区是一个“自由”的商业市场 ,国民政府对“孤岛”的商业管理也并未完全放弃 ,但对此仅是一笔代过 ,言之不详。本文通过对现有档案等资料的研究 ,发现在整个“孤岛”时期 ,国民政府对上海的商业管理虽然较之战前有所减弱 ,但仍然尽其所能进行管理 ,不少政策、法令通过商会团体在“孤岛”继续得以贯彻实施。国民政府对上海“孤岛”有效的商业管理 ,不仅奠定了“孤岛”商业繁荣的基础 ,而且对大后方经济的稳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这种“繁荣”是畸形和变态的 ,对抗战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