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古物:宋代的诗歌与审美心态

古物在宋代的物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深刻影响着宋代的学术研究、艺术品鉴以及文学创作.士大夫引领了宋代社会的古物慕恋风气,在诗歌中大量展现古物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审美功能,与此同时,古物也塑造着审美主体的观念和心态.古物承载历史记忆,凝聚为诗歌固定的审美联想.古物今用展现出宋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文化气概.古物形成时间策略,增强了诗歌表现力.古物所蕴藏的文化、神秘、德性与权力,既是吸引宋人的品质,也是宋人从中观视的自我.宋诗中对古物细节的热切关注,是宋代科学精神指引下的理性观照.古物开辟了又一个审视宋代文学、文化的视角.     

论宋代女性的文化心理与女性词

宋代女词人的创作掀起了我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一个高潮,这一文学现象值得探究.宋代女性在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心理,在其词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概括而言,宋代女性的文化心理具有四个特征(1)生活常态下的女性文化心理;(2)非生活常态下的女性文化心理;(3)特殊的女性群体--歌妓的文化心理;(4)有别于"男子作闺音"的性别文化心理.     

简评“宣和文化”

北宋末年宋徽宗统治时期的文化,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里仅以“宣和文化”为题,对此作一概略的评述。一般认为,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史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诸如宋代经     

“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华夏"一词起于时代称谓"虞夏",兼包地域、政治、民族、文化诸涵义,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古史上的"五帝"时代,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而到虞舜为盟主时,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     

执政为民:中国民本传统的崭新超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而要准确理解"执政为民",有必要厘清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积淀,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执政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与"民本"思想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崭新超越:一是从工具理性到目的理性的超越;二是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超越;三是从道德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超越;四是从为民作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超越.这种超越凸显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崭新时代意义.     

三教共相:宋代皇帝气象——以《宋史》本纪为中心的考察

"本纪"对于解读正史所反映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宋史》本纪记载皇帝气象具有三教共相的特征,反映了宋代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特质:帝诞气象的三教交融,拓展了皇权的文化基础;皇帝个体、群体素质及其家国政治气象的三教合一,表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三教共相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展现形态,其中蕴含了宋代之所以为宋代的主要原因。     

北宋文坛的举荐风气

陈寅恪在谈到宋代文化时曾经这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陈先生的这个说法，已经是当代学术界的共识：宋朝一转唐朝的恢弘气象，收敛锋芒，静心修为，开启了一个与唐朝截然不同的文化盛世，造就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的高峰。     

论当代湘西作家群文化阐释视阈的现代性选择

在文学"现代"语境中,湘西作家群坚守本土文化阐释身份,以鲜明的民族性建构起当代中国区域文化之间、中西之间文化的对话平台.在文化阐释的选择上,从本土走向历史理性;在艺术与审美表达上,采取了现代甚至后现代艺术的某些形式与方式.坚韧耕耘,揭示和探寻生命的庄严和价值,发掘人性的美质,深度思考人性的健康发展和包含苗、土家等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华夏民族文化建设的关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积极的启示,这是湘西作家群民间立场、本土书写的意义所在,这也是当代湘西作家群文化阐释视阈的现代性的一种选择.     

论宋代文化思想对宋代山水画构图的影响

宋代的绘画尤其是山水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其同时期的文化思想不无关系。中国画历来讲究理性与非理性的合一,宋代画家在认知态度上以理性思维方式为主,但同时也在求变化、求发展,这使得宋代山水画在整个山水画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给予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做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层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从价值观变革来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能抹杀;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来说,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康有为对欲望的无限追求有其局限性,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会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导致彼此间的紧张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紧张并非靠康氏的“仁”之德性所能解决。     

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宋代理学家的《诗经》研究

宋代理学家一方面从涵养性情的理学角度对《诗经》作了性理阐释 ,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了对诗歌创作、欣赏的观点 ,对诗之兴的重视和思无邪的强调 ,也影响到了宋诗学 ,由此 ,成为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试析宋濂散文中文与道的关系

宋濂的理学思想以程朱道学为本 ,兼及心学和事功之学。在其道统文学观指导下的散文创作大致呈现两种态势 :文道合一是主导 ,文与道的游离乃至背离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论宋初的文化忧患意识 --兼论经学变古的历史必然性

儒家文化的危机引发了宋初学者的文化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忧患意识形成一股潮流,引发和促进了经学变古和儒学革新,将宋代文化推向高峰.儒学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终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战胜了佛、道等异质文化,儒学文化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     

论朱熹对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宋明理学家承接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形而上体系,是朱熹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宋明理学家的新任务。朱熹通过吸收和改造佛、道及先贤的思想,建构了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他运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把它说成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最高原则。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及学术风尚

南宋时期士人关于《盐铁论》的接受维度、层面,比北宋时更为广泛、深入。这既得益于南宋版刻业的发达,更得益于南宋学术风尚的推动。南宋官学在“法祖宗”的政治要求下,一方面要破除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欲树立新的学术范型。在破与立中,以道问学为意趣的考据学日渐盛行;以尊德性为旨归的理学亦渐居统摄地位。在新学术风尚的影响下,《盐铁论》被南宋士人广泛关注,成为理学家高扬儒家道义的经典参照和学者考据典制渊源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南宋理学家以道为本的辞章认识,也推动了对《盐铁论》文学价值的深刻认知。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一个新视角。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