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

晚唐五代河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主要居住的少数民族有粟特人、吐蕃人、龙家、吐谷浑、回鹘、嗢末等,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相关资料。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除了汉族之外,敦煌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粟特人,瓜州地区是吐谷浑人和吐蕃人,肃州以达怛为主,伊州地区是回鹘和龙家,甘州地区主要是回鹘,凉州地区是吐蕃、嗢末部落。这种居民结构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民族的原因,这是晚唐五代河西地区居民结构的特点。     

武威吐谷浑贵族墓葬研究

20世纪以来,在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地区,发掘了一批吐谷浑贵族墓葬。该地区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吐谷浑亡国后的“先茔”地,其中喜王慕容智墓保存最为完整。本文通过对武威地区吐谷浑墓发掘资料的整理,对葬俗进行溯源探究,从更多角度分析武威地区吐谷浑贵族墓葬葬俗特征。     

土族名称考释

本文从土族旧称土人、土民的性质、文献记载及其与吐谷浑之名的指称实体、内在联系、对应关系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证土族的名称,认为土人、土民是土族的特定称呼,原出自称,后转为他称,从宋代沿用至今。并认为土人之称由吐谷浑———吐浑之名简化而来,历史文献中指称的土人正是吐谷浑人,吐谷浑的读音与土族自称土胡、土护对音,说明土人就是吐谷浑后裔。     

吐谷浑人在西域的历史——兼谈坎曼尔诗签的族属和价值

本文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资科,首先论述了吐谷浑西迁建国后,不断向西域扩展的经过,以及南北朝隋唐时期吐谷浑人散居西域东部的情况;接着又论述了吐谷浑人学习汉文化的高度水平,肯定新疆若羌县出土的《坎曼尔诗签》为吐谷浑人的遗物,对郭沫若同志有关《坎曼尔诗签》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吐谷浑研究三题

研究吐谷浑文化对了解丝绸南路、青海历史等具有重要的价值。都兰曾是吐谷浑活动的中心地带,现存热水血渭古墓是吐谷浑的重要文化遗存;吐谷浑治下的霍尔人为当今土族的重要族源;与吐谷浑相关的白兰地望当在今都兰一带,与汉代的＂白狼＂和元代的＂白兰王＂无关。     

关于都兰热水吐蕃佛寺遗址及周边墓地的几个问题

青海都兰、乌兰地区的吐蕃佛教遗址、遗物年代很可能是在779年吐蕃本部第一所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成，赞普赤松德赞以佛教为国教，大力弘佛，是吐蕃统治下的青海吐谷浑王国地区的佛教遗迹、遗物产生的原因。藏文史籍记载的松赞干布时期所建寺庙隆塘卓玛庙(klong thang sgron ma temple)和仓巴隆伦嫩庙(tshangs pa rlung gnon temple)则不可能在青海吐谷浑地区，都兰热水北岸塔基也并非是文成公主的最后归宿。青海都兰血渭6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现在还不能确定，而2018血渭1号墓墓主人身份应该是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王国的某位吐谷浑小王。都兰热水等地的吐蕃墓葬可能受到象雄墓葬文化的影响，这些吐蕃葬俗应是由来自象雄地区某个家族的成员传入都兰热水地区。     

试论辽朝统治下的吐谷浑

吐谷浑属鲜卑慕容部,大约在西晋末年迁徙至甘青交界之地,曾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政权达3个世纪.亡国后,部分部众东迁,进入燕云地区.契丹族兴起后,这部分吐谷浑为辽朝所统治,辽朝按照“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控制其治下的吐谷浑,吐谷浑要向辽朝上贡物品,参与辽朝的对外征讨.辽亡后,部分吐谷浑逐渐融入到汉族之中.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

已经公布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为唐代吐谷浑史又添一重要史料,但已有文章多处释录、断句有误。该墓志为吐谷浑王室子弟称王现象又添一证,也成为了吐谷浑由周边藩属到迁居内地,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又一物证。志主祖“丽杜吐浑可汗”与其父兄“拔勤豆可汗”的称号皆可考证。志文明确记载慕容智所葬之地为“大可汗陵”,此处也是吐谷浑王室多位成员的墓地所在。探明“大可汗陵”所指,并解读吐谷浑王室的凉州情结,必须与历任吐谷浑可汗与隋唐王朝的关系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吐谷浑投唐之际的唐蕃关系结合起来。     

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

文章对茶卡地区新发现的吐谷浑王陵的族属、陵墓主人的身份等做了考证,并就王陵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略论吐谷浑的游牧型商业经济及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吐谷浑由游牧经济向游牧型商业经济转变的阐述 ,着重分析了这种变化对吐谷浑外交政策的影响 ,由此来探讨吐谷浑兴盛的原因。一句话 ,游牧型商业经济以及据此所制定的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为吐谷浑的强盛提供了经济保障和政治保障 ,是吐谷浑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敦煌孟姜女变文与招魂祭祀

在敦煌变文、曲子词等俗文学写本中,孟姜女不仅是杞梁之妻,同时也是众多无祀亡魂的司祭者。敦煌伯希和5039号残卷变文中,长城下众髑髅与孟姜女的对话,既承接了自庄子以来的髑髅文学传统,也反映了唐代招魂祭祀、安抚孤魂的信仰习俗;变文末尾,孟姜女宣读了一篇具有通用文书性质的祭文,以酒食祭飨孤魂。"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固然是孟姜女故事在唐代突变的时代背景,杞梁之类的孤魂救度也是推动故事传播变异的原动力之一。敦煌孟姜女变文是从招魂仪式向祭祀演剧进化的一种中间形态。孟姜女的祭司身份在乡村祭祀演剧中至今尚有遗存。     

从敦煌壁画窥探唐代服饰美学

敦煌石窟历史悠久,其壁画保存了自北朝至宋元时期大量的服饰图像和资料。因敦煌壁画保存相对完整,成为研究唐代服饰美学的重要资料。以唐代的敦煌壁画作为主要研究材料,从服饰的色彩和形式等方面探析敦煌壁画艺术中唐代服饰美学的特点。     

晚唐五代时期金河黑河水系变迁与环境演变

汉代黑河(删丹河,或名张掖河,又名弱水)与北大河(金河,又名呼蚕水)交汇入注居延海,汉代以后直到唐代之前都没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两水分流,金河流注白亭海,张掖河流注居延海.敦煌文献记载晚唐时金河与张掖河交汇流注居延海,使居延海湖面出现一个恢复期.此外,金河和黑河流域地区居民结构变化、农业人口和用水量减少、黑河径流量增加也是居延海湖面增加的原因.     

略论唐代孟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

孟子倡汤武放伐、民贵君轻、土芥寇仇、俊杰在位等说.孟学在先秦是显学,汉代还有尊孟派.魏隋间皇室更替是采用"尧舜揖让”模式以取代"汤武放伐”模式,封建世袭士族阶层倡"汤武逆取”说,贬抑孟学.统治者依靠封建宗族势力,他们倡"仁孝治国”,标榜周孔之道.隋末农民以武力推翻暴君,"逆取说”不攻自破.孟学发展的最大障碍被排除.到唐代,庶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着眼于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削弱世族特权,这和具有远见的孟学息息相通.唐初已有人尊孟.中唐出现尊孟思潮,封建统治思想开始由周孔"仁孝治国”向孔孟仁义之道演变,其侧重点是强化纲常名教.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     

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

上继唐代民族迁徙之成果,下启宋代西夏立国之局面,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构成了西夏崛起的坚实基础:一是唐祚覆灭,天下无共主,五代诸朝皆忙于中原逐鹿,无暇顾及像夏州党项这样的偏远之地;二是契丹方兴,志在南侵,南北对峙的局面初步形成,给党项这样的中间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三是西北战略地位迅速下降,吐蕃、回鹘等强族相继衰弱和分裂,唯有党项由于较强的政治组织而日益强大。     

法家利民学说的政治学评析--以商鞅、韩非思想为中心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是社会进化论者,他们主张用现实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现实社会是以实力为原则的,实力就藏在民众中,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开掘.在商韩看来,追名逐利是民众的本性,统治的诀窍就是"利而用之",商韩的耕战学说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主旨.从商韩"利民"学说的政治实践看,"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商韩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给"民"更多的保障和利益,而在于利用这种统治手法实现对民众更进一步的控制和驱使,所以其政治学说最终走上了与"民"对立的结局.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