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与制度论的统一——论韦伯学说的思想主题

韦伯著述可分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和"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包括文化论和制度论两大部类内容.文化论侧重于研究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制度论强调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因素.文化论和制度论彰显的是现代性的不同问题方面,其本意是强调各种因素在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生活中同等重要,不可因承认一者而否定另一者,也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无论是文化论还是制度论的考察,都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构成韦伯对现代社会进行研究的基本架构.     

中国现代译论建设:反思与前瞻

西方译论的学习以及中国传统译论的承继共同描绘了当下中国现代译论建设的全幅图景。如何评价对于西方译论的学习?如何看待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承继?本文旨在对此进行讨论,并对中国现代译论建设的发展取向进行预测。     

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的关系及其中介──再论“远正近负效应论”

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的关系及其中介──再论“远正近负效应论”周路回顾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是个事实，中国的犯罪增长很快也是个事实。由此，人们便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大致分为两个...     

斯蒂格利茨问诊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还能持续多久；所谓中国神话是否过分乐观；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市场；斯氏想对中国政府说些什么；斯氏如何看待“北京共识”。     

生成论批判

当前学术界流行着一股生成论思潮,好像一旦使用了这一理论,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实则不然,生成论并不比预成论更加优越,因为其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比预成论少。生成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即要生成某物,就必须预先存在生成某物的能力,而且被生成的某物的性质也必须是预定的,否则生成的过程就是无序而混乱的,从而无法生成任何事物。因此,被生成的事物就以生成过程的"目的"的形式制约着生成的过程,使这一过程所生成的不是别的事物,而只能是这个事物。失去了这一约束性的生成过程,就不可能生成任何事物。生成论在本质上是解构主义的,彻底的生成论必定导致事物的解体。生成论不承认事物的预定性,认为有来自于无,这就使事物失去了来源,成为神秘之物。预成论的实质是无不能生有,这一原则是正确的,但其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同的理论之间不应是一种代替关系,而应是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可以更加完善地解释世界。然而,即使这样的互补仍存在着不可解释的问题,从而不可能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说明。这表明,人的认识一旦超出某个界限或限度,即不再具有解释力。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上台阶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上台阶论是指一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高速发展，即可上一个台阶。它指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经济发展上台阶论并不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讲求经济效益，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这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有密切关系，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结合。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上台阶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周期呈现的新拐点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即其现状与走向究竟如何看待呢?在国内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看法。论文通过从纵向与横向两个不同角度的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周期目前出现新拐点与新一轮经济发展出现新的转折点的结论。并根据新拐点与转折点要求,分析了有关经济增长的若干方面。     

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财政论

本文着重明确一个问题：我国财政主流学说——国家分配论就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理论或学说,国家分配论亦即国家财政论。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由于国家分配论对于“国家财政”这一范畴的全面把握和深刻分析,以及国家分配论对于财政本质、财政基本属性的独特论断所决定的。同时,本文还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或国家财政论)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公共财政也是以政府(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公共财政论的本质观也是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既有区别又统一。国家分配论是发展的财政理论。当前我国财政理论要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础上,对各种财政理论,尤其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核心的西方财政理论进行整合和发展,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理论体系。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文化问题

近年在学术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     

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制度、体制、机制、政策、观念等,其中,观念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矛盾,如何转变发展观念也成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以GDP论政绩、＂唯GDP论＂等观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和加深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在看待GDP指标上转变观念,这就需要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辩证看待GDP指标、通过制度变迁破除GDP崇拜等方面加以努力。     

哲学中介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

“中介”是最为常见的哲学概念之一,也是马克恩主义哲学中重要的范畴之一。1993年出版的《中介论——改革方法论》,标志着当代中国哲学中介论的诞生。这一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哲学定位,对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符合邓小平“特色哲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近年在学术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     

邓小平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论

邓小平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论卢希悦曹文芬韩庆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可宝贵的理论财富，其内容博大精深，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关于当代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理论。深刻理解这一理论的内涵及其科学性，对于保证...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正统论研究综述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史学观念,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文章对学术界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正统论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主要从正统论的起源问题、“正统”的概念和内涵、正统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正统论研究的几个热点时段等进行了详细的爬梳和整理。最后,对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看法。     

论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系统整合

论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系统整合郭定平政治与经济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呈现出系统整合的特征。中国政治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政治化就是中国政治与经济系统整合的具体表现并成为当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文旨在从重新认识政治与...     

从发现市场的逻辑到构建制度基础

本文沿着张维迎新著<市场的逻辑>一书的分析理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张维迎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根据过去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特征化事实",出现"中国经济奇迹"并非如张五常等经济学家所说"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是由于引入了市场机制.值得警惕是,过去导致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会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峰波,199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达21.7％,1993年一季度更达22.4％。对此人们众说纷云,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高一些是正常的,也有人认为,一个大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20％极不正常,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究竟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评析。     

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发展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对我国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进行理性反思,使"创新驱动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增长的极限》和可持续发展

《增长的极限》是1972年梅多斯等人向罗马俱乐部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经济增长受到五个主要因素的制约,存在着一个增长的极限。基于对此书的详细剖析,本文认为,《增长的极限》并非像大多数人所普遍认为的那种人类未来悲观论的代表力作,相反它却体现了一种清醒的乐观主义,且还因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论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兼与悲观论、乐观论和折中论商榷

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思想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涉及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维度,而且关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英美学界对该问题形成了“悲观论”、“乐观论”“折中论”三种典型观点,它们共同的理论缺陷是,把自由与必然看成外在对立关系,而不是辩证统一关系;遮蔽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质性提升以及对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的和谐统一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