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書”的評价問題与寫作年代——简答湯志鈞先生

湯志鈞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書”的批評,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評价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書”基本上是進步的还是反动的問題。分歧在于:湯先生認为該書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痺群众”“反对革命”,“主張保皇复辟的理論基礎”(均湯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認为“大同書”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張資產階級只主、自由的進步思想。下面就湯先生的論断簡單提几点意見。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兼与汤志多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他名著之一,全面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大同”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本书。《大同书》著作在何时,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想,它的形成过程怎样?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汤志钧同志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并且还认为     

评康有为《大同书》的人道主义思想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1858——1927年)的主要著作之一,成书于1901——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书出版在康有为死后的1935年。《大同书》出版虽然比较晚,但从康有为的诗文、自编年谱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有关记载看,该书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前已形成。晚年,康有为又根据他所接触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空想社会主义,对该书的思想进行修改和补充。《大同书》幻想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并企图以“不忍人之心”为思想基础,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社会。     

再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

康有为自称《大同书》撰于 1 884年 ,是不可信的。过去 ,我曾多次撰文 ,指出《大同书》撰于 1 90 1— 1 90 2年避居印度时。《大同书》手稿发现后 ,更为此书不可能撰于 1 884年提供了依据。又有人看到手稿前犬养毅的题句 ,说它是康有为早年所写。本文就此再作考辨 ,厘清撰期 ,并对其评价提出建议。     

康有为大同思想略论

大同社会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他所著的《大同书》，主要体现了他愤世嫉俗的社会现实批判思想和空灵玄妙的“大同”世界理想。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思想虽是鸟托邦式的空想，但又是超越时代的文化晶体，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大同书》成书时间考

《大同书》是康有力阐述理想大同社会的著作。它最早于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书直至1935年才由其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因而有人怀疑康氏自叙其“于清光绪十年,本礼运之旨,著《大同书》”是“倒填岁月”,认为《大同书》是在1901～1902年间撰写而成的;还有人论证它起稿于1892年以后。但笔者认为康有为在1884年极有可能已构思动笔,且最迟已于1891年撰写《大同书》,大概当时康氏的“大同”学说尚未成熟,故直至1902年才完成初稿。下面笔者引用史料说明。史料一:“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于学海堂,……越三年”,“共请康…     

《日本国志》与《日本变政考》的关系试探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皇帝曾迫不及待地指名要读两部书,其一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另一本则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关于《日本国志》,翁同龢在戊戌正月廿三日记道:“上向臣索黄遵宪口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次日又记道:“是日以日本志两部进呈。”光绪看到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则要迟些,翁同龢在戊戌三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孙中山和儒家“大同学”

孙中山在论著和讲演中多次提到“大同”,他还亲笔写了《礼运》中有关“大同”的词句.孙中山论述的“大同”,和传统儒家“大同”有何关联.和他同时代写有《大同书》的康有为所言“大同”有无异同?本文准备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康有为的宗教观

<正>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多次谈到宗教问题,有的同志据此认为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世界是宗教世界.我认为这是没有真正理解康有为宗教观的实质,是值得商榷的.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付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哲人不曾逝去——读康有为《大同书》

康有为其人以及他的《大同书》都非常复杂，给后人留下了非常广阔的解读空间，一代代的学人也纷纷致力于其中探幽索隐、各抒己见。但本文并不着眼于去分析梳理《大同书》中矛盾纠结的思想脉络、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试评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妇女解放思想

<正> 《大同书》是康有为一生中的主要著作.康有为所设想的通往"大同世界"之路,始终与妇女命运紧密相连,而且他把"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作为去"九界"、进入"太平之世"的起步之点.因此,实现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不仅是《大同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康有为全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明本质及其发展的探索与构造——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述论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以下简称《微言考》)是康有为现存著作中篇幅最巨的一种,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历经戊戌变法和保皇活动相继失败后在理论与现实思索方面的变化和深入。但目前海内外尚无专文对此书作出分析,已问世的几种专著也未就此展开论述。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对戊戌以后康有为思想研究的深化。 《微言考》十一卷,作为《万木草堂丛书》的一种,于1917年刊行,撰者自述完成于1901年,实际上在刊成前已陆续添入不少新的内     

一册不可多得的“杂志”——《长溪琐语》评述

《长溪琐语》撰辑者谢肇淛,字在杭,本省长乐人,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政绩颇著.他是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富藏书,亦“好读书,于学无所不窥”.“为学不尚空谈,而取诸目验,所以有创见独到之处”.长于文学,诗文集有《文海披沙》、《小草斋集》等.笔记特造孤诣,尤为精到,代表作《五杂俎》,内容广泛、材料丰富,谨慎且有识见,是记述各地“天、地、人、物、事”五种内容的“杂俎”,“谈明代社会风俗的书籍”当“首推”此书谢肇淛的地方志著述甚丰:《太姥山志》,《鼓山志》、《支提寺志》、《方广岩志》等是颇有特色的山水志;《北河记略》是相当出     

《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     

“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兼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

一甲午中日战争前十年,即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康有为开始写作“大同书”,其中甲、乙两部于一九一三年刊载于他的门人陈遜宜、麦鼎华所编的“不忍杂志”上,一九三五年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稿交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一书中把“大同书”看成是康有为的哲学代表作,称它为“博爱派哲学也”、“主乐派哲学也”、“进化派哲学也”、“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最后这样称道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欧美,或不足为奇,而吾独怪先生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往闢新境,其规模如此其宏远,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赞叹曰:‘伟人哉!伟人哉’!”可见梁启超是很推崇这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