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论蒋光慈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现代文学中“革命＋恋爱”模式（即蒋光慈模式）并没有因为评论界的诟病而销声匿迹,相反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革命与恋爱被不断重复和修改,这种对革命和情爱不同比例的处理隐喻了政治意识形态下焦虑心理寻求释放的渴盼。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蒋光慈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学:在文化生产系统中变构——文化生产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文化生产”理论的运用,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突破文本中心的思路,而将视野扩充到社会文化的生产系统,在整体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实践方式和文化规则.海外学者以先发近取的姿态,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三个关键阶段楔入,发掘文化生产模式变化与文学发展的深层对应,即晚清现代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催生作用;20-30年代扩张的文化生产对现代中国“文学场”的有力构塑;解放区特殊文化生产体制对文艺内在逻辑和运作方式的深刻改造.     

在半山腰的望峰兴叹——答《东方论坛》编者问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仅是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缺陷,而且在当前已成为中坚力量的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中也存有此缺陷;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者中有的受“驯服工具论”的深刻影响,身上带有奴性,但也有人坚持独立思考,勇敢反抗。奴性是一种社会产物,只要社会需要,只要体制不变,即使没有听过“驯服工具论”说教的,照样也会奴性十足;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受恩泽于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担负起创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任务,但他们是“未完成的一代”,尽管有创见学科的功绩,但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历史总是要不断地重写的,我最近修订的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是要建立以“人的文学”为主线的新格局,以此角度去贯串整个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     

离散的历程：知青文学分类考——知青文学研究之二

知青文学在1982—1989年间,已开始走出历史意向性的存在,并分别呈现出四种类型(一)理想、献身、反叛、占有;(二)自疑、自疏、解构;(三)从梦中家园到尴尬异乡;(四)欲望生命本体的探索。《血色黄昏》则是其“反常”的回波。知青文学也由此展示出三种可能的历史演进趋向单个人的记忆性话语,更具针对性的批判性话语和遮蔽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     

冲不破的情爱怪圈─—谈王朔小说的情爱模式

冲不破的情爱怪圈─—谈王朔小说的情爱模式王素霞王朔，这个躲在世俗背后，戏谑正常的伦理道德、社会价值观念的“写字”家，在都市文学的舞台上，勾画了一批批“反社会”的角色，他们无视、低毁现存世界的“神圣”或“永恒”，嘻笑怒骂，冷嘲热讽，击毁人们心中一个个固...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与严家炎先生商榷

近年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传统观念备受质疑.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严先生试图从文学主张、对外交流、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新发掘的史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相比,这些史料还是存有先天的局限性的.文学的转折应该是新的文学与旧的文学之间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都表现出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只有那些显示出文学真正发生了质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才能作为新的文学诞生的标志或起点.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内的晚清近代文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条件.“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新文学以其自身异质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化的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各种文体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队伍,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略谈现代文学论争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

现代文学论争不仅在论争的焦点和内容方面有迹可寻,而且在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五四以来30年间的文学论争集中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大致形成了干涉与反干涉、消解与反消解两极。论争中出现了四种较常见的现象：(一)论争看似热闹,实际并不针锋相对;(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四)缺乏理智和宽容的态度。反映在这些现象中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都有其理论失误,并对后来文坛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何谓“现代”？何谓“现代性”？回顾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世界各国进入“现代”的时间和方式都是不同的，这与工业文明的兴起、理性启蒙的普及、人类愈来愈组织化的生活模式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必须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总体框架之下来看待和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去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以致当代文学的演变规律。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的，现代文学的许多重要作家、理论家、文学史家都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评汤哲声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在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这个现代文学系统工程中，汤哲声所著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一书仅仅占据了“附编”的位置。然而，若放在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这个大的关节点考虑，“附编”也就不“附”了。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以其独特的东方美学韵味而雄踞世界文学之林。然而，这样一种自足于年的文学景观到近代忽然沉寂下来。一种似乎全新的移植来的文学模式在几十年后占据这一片空白的荒野，长出了异样的花朵。于是，文学史便以这一天然峡谷为界，划分为古典与现代两大块儿。在激情昂扬地叙说了中国古典文学…     

论现代留学生文学的异域情爱叙事类型

异域情爱是留学生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模式,主要以现代留学生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异域情爱的叙事类型,分析其中的意蕴内涵,思索人物的情感表征及指向,并以此为契机,探讨异域情爱在文本中的意义。     

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

对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为人们运用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基本研究模式提出置疑，认为这种基本模式及三种分模式对人这一文化主体严重漠视，有着巨大的缺陷，在实践上也有局限性；着重指出文化和文学的选择是一种个人性行为，提出了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进程的新角度以及“对应点重合论”观念，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学习外国和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创造力的发挥问题。     

香港现代文学(1919—1949)概貌

香港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大河中的一条重要的支流。本文所说的“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时间概念:1919—1949年。香港现代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香港的社会属于相似的社会制度。而“香港文学的起头”,则“是拜大陆南来知识分子之赐”。确切地说,1919—1949年的香港文学实质上是中国新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香港的中国新文学。”     

论双重“边缘”身份与王德威晚清文学书写

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晚清文学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得力于王德威等海外学者的深入研究.海外学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带来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王德威以“中国中心观”模式发掘中国现代性的自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与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关系,树立起一种新的学术姿态.     

"兴"意综述--从"兴"的本义谈起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涉及到文学的表现手法、创作风格、思想内涵、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体来讲,它主要有以下六种涵义:(一)有所承举日兴;(二)托事于物曰兴;(三)取义曰兴;(四)触物起情,节取托意曰兴;(五)文已尽而意有余曰兴;(六)言之有物曰兴。     

古龙小说复仇模式及其对传统的突破

古龙武侠小说力图对传统复仇模式进行借鉴的同时,又有所突破,从而不仅在审美上给人以新鲜之感,而且思想上能给人以启迪和升华,主要表现在(1)传统叙事文学中友情服务于复仇,古龙小说则注重表现仇人之间的友情;(2)传统文学多写“女性勾引不成则诬陷”,古龙写出了女性的报复来自于真爱,以及“育仇人之子使相残以报复”等模式;(3)借鉴金庸,古龙对传统“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也有超越;(4)在中外相关母题滋哺下,古龙小说较自觉地将“忍辱复仇”模式回归到侠文学,如“恋酒色惑乱仇敌耳目”、“忍辱为仇敌亲信伺机报仇”、“自辱以激发复仇信念”等。古龙武侠小说创作,对传统复仇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多重超越。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文学真实的范畴厘定和价值探微

在创作和欣赏实践中 ,“真实”是一个被广泛运用但又偏颇最多的文学价值尺度。“真实”的概念范畴 ,可以从三个角度厘定 :( 1)真实是创造的产物 ;( 2 )真实的创造建基于人类求真向善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上 ;( 3)真实以文学形象方式具体存在。与真实的主观色彩相反 ,真实的价值奥妙在于它在深层对创作规律的契合 ,以及对生活客体的尊重。因此 ,真实成为文学自然态度、人文精神和作家人格的体现 ,说到底 ,成为文学的胆识、气度和一种可贵的艺术品质     

别具一格的体制创构——读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 2 0 0 1年版 )的编排架构反映了编者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深刻独到的见解。新时期以来 ,不少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建议把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打通 ;有的主张冠之以二十世纪文学等等。许志英教授则从文学的现代化角度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把原来的“现代文学”下限延续到“新时期“,并提出了这样划分的客观理论依据。从思想体系来看 ,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与新民主主义思想观念同属现代意识的范畴 ;从创作实践来看 ,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