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价值意蕴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促进乡村良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农村非政府组织为发展乡村协商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有利于乡村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说来,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提升农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促进乡村协商民主的持续发展;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为乡村协商民主提供组织支持,提升乡村协商民主的成效;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培育充裕的社会资本,为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     

乡村廉政建设中大学生村官介入困境及其对策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大学生村官不仅是转变农村发展观念,创新农村发展模式,带动农民创业氛围的经济型精英,而且更是改变农村村干部思维理念和领导方式,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民主型精英,然而大学生村官在发挥其民主功能面临着人情社会、身份障碍等等问题,与以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为内容的社会资本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为分析和解决大学生村官介入乡村廉政的问题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     

2006年山东省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和需求预测

通过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山东省农村民主行政还要加强,农民自身的民主观念也待提高;农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应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建设;农民文化消费更多地偏重于娱乐文化、"快餐文化";农民迫切要求接受教育和科技;影响农民致富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资金等;恋爱婚姻世俗化,隐含诸多社会问题;传统文化资源缺乏有效的保护、继承和创新;农村文化产业开发缺乏科学体系和有效运作等。这些影响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问题,应当切实解决。     

论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虽然近年来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农民严重缺乏民主观念和民主主体意识,并且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宗法家族力量仍然在农村暗流涌动,这些都成为我国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障碍。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相对于先进的城市 ,我国乡村大大滞后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内含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观念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循此思路 ,我国的乡村治理在路径选择上应将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村民自治作为其民主形式 ,充当政府和农民特别是农民和市场中介的农民协会作为其组织基础 ,具有全新观念的现代农民作为其主体条件 ,将现代城市文明向乡村扩散的小城镇作为其区位环境     

公平·正义·民主·规则:投票规则的价值取向

规则研究专家维克多·J·范伯格认为,没有规则的选择和没有选择的规则都会使公共选择陷入困境;公共选择理论专家丹尼斯·C·缪勒认为,民主即以正式投票做出并推行选择的过程.投票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一种选择,也是民主选择的一种体现,而投票规则涉及价值取向问题,主要包括投票规则的本质——公平正义、投票规则的理念——有限民主、投票规则的程序——规则公平.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村公民教育探析

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契合,将之嵌入乡村治理,是谋求乡村善治的可行路径。推进协商民主所内在的对公民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缺失和能力欠缺的矛盾,是当前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公民教育是培育理想公民的最佳途径,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农村公民教育应将农民培育成具有主体性及权、责意识,具有参与意识、公民能力和公民美德的现代化公民。     

关于当前农村法制建设的思考

当前农村的法制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将严重影响21世纪农村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法制教育,真正解决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问题,使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牢固树立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的观念,正确处理农村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民富裕度与共同度的影响强于农村共享性与可持续性;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提出注重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作用,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拓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道路,落实多层次、有重点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及化解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利抓手,是发展农业农村和富裕农民的有效方式.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但农民精神贫困无疑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制约因素.当前,由于农村经济条件限制、教育不足、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够、政府的忽视和农民自身保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精神异常贫困,具体表现为迷信思想...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建党百年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的基本特征与经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心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百年历史过程相对应,中国乡村政治文化也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文化到社会主义乡村政治文化的演进,中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党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和培养权利意识,总体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化成为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最主要特征,以乡村精英为主要载体的政治文化与之形成互动,成为党在乡村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进而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工作依据.可见,探究党领导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进轨迹与规律,对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助力乡村现代治理意义重大.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思考——基于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的视角

健全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是有效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基础和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供给,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使得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始终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甚契合。在解决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问题上,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分别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方式,为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可以根据现实国情,对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进行改良,通过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农民合作组织等措施来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干部领导能力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的宏观政策下,基层干部的领导能力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干部领导能力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合理分配经济发展资源、调动基层农民群众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动性、精准传达落实农业政策。基层领导干部要明确自身开展工作过程中在心理素质、专业素养、执行力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转变思想观念、提升专业素养、强化执行力三方面路径,提升领导能力,发挥思想引领与行动指导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改造为核心，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结合。这一取向实际上仍未逃出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窠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失败的命运。然而，他在面对现代化时表现出的注重融合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的思路以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努力，在今后仍有其借鉴意义。     

宗族离散、治权弱化与农民集体上访——以赣北S镇为考察对象

农民发动集体上访需承担组织成本和政治成本。笔者考察S镇农民集体上访后发现,在南方农村,农民具有较强的家族观念,集体上访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农民发动集体上访较为容易。在现代性冲击下,宗族离散、房头崛起成为主导性的上访力量。而乡村体制改革使乡村治权弱化,失去对集体访、缠访、闹访者的治理能力,导致农民上访的政治成本几近于无,客观上充当了农民集体上访的催化剂。宗族作为农民价值认同单位在短时期内很难被改变,将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与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结合起来,是维护社会稳定,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上访的合情、合理、合法的关键。     

乡村社会民主选举制度的异化现象及其矫正

民主选举制度是乡村中国村民自治最基础的部分,其核心是多数原则及投票行为。在考量部分乡村社会后发现,多数原则原本意义上的相对多数在一些乡村正异化为绝对多数,其追求的择优目的正生成择劣的效果;而投票行为应有的公共理性正被经济理性所取代。其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民主土壤的贫瘠,体现在：民主形成于理性主义而非经验主义的;缺乏以多元中心信息系统为特征的独立舆论环境;生活普遍贫困使得民主共识难以达成。因此,在乡村社会矫正民主选举原则,发展市场经济是当务之急。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和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以宁夏西吉县单家集回族农民为例

农民是我国人口最多的阶级，其政治参与活动的发展对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对单家集回族农民政治参与形式、动机、社会效应等层面的调查分析，认为在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乡村和谐社会，还需要积极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并且花大力气搞好农村教育，大力倡导农村政治文明，改善农村社会资本，在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