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海本《坛经》的美学意蕴

法海本《坛经》的基本佛学思想之一,是佛性说而非般若义。以"空"为执、追摄佛性圆成或倡言"空空"、无所执着,是佛性说与般若义在"终极"问题上的一大基本分野。"无念",作为《坛经》美学意蕴的中心"话题",在世间即出世间的人生领悟中,即指佛性,它是被颠倒、夸大的完美人性。将佛降格为人,等于将人与人性提高到佛与佛性的高度,这是《坛经》审美理想的曲折体现。"见性成佛"、"即心是佛"、自救"自度"、"自心"顿悟、"本性"回归,实际是以佛禅方式所表述的人的一种精神性解放。而"自度"("真度")说,不啻宣告"他佛"的"死亡",这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与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坛经》所主张的无生无死、无染无净、无悲无喜的禅悟(顿悟)境界,有如王维禅诗的禅悟与诗悟同一,是一种"元审美"境界。     

《华阳国志》“参毗之礼”考

学界对《华阳国志》中"参毗之礼"的理解颇有争议,或以为参拜毗罗佛的密法仪式,或以为佛教丧葬之礼,或以为"参毗"即辅佐,"礼"为"体"之误字。佛经及大型佛教辞书中并没有"参毗"一词,而"参""毗"二字连用以表示辅佐的用例在古籍中习见,"礼""体"二字混误在文献中亦不乏其例。在对"参毗之礼"的几种解释中,刘琳先生的说法当为确诂。     

《坛经》“顿悟思想”小议

"顿悟"是《坛经》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一次宗教修行方法上的革新.从理论层面上,它将六朝以来的佛性论思想进一步深化,普及化,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从宗教实践层面上,它提供给修行人一种方便法门,而对此种方便法门的领悟,须修行者具有大智之利根."顿悟"的主要内容,是破除按照戒定慧依次修行的传统方法,倡导"定慧等学".值得注意的是,《坛经》在宣扬此种新的修行方法的同时,并未对"渐修"进行彻底否定,"渐修"仍是那些小根器人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如此认识《坛经》的"顿悟",方可望接近《坛经》的本意.     

《西游记》“悟空求法”与《坛经》“惠能求道”的情节比较研究

《西游记》与《坛经》在“悟空求法”和“惠能求道”的事迹安排上极具相似性，从“求长生”和“求作佛”的修持目的，从“三更受法”的情节设计，乃至二人的“悟空”与“本来无一物”，都有从形到神的契合之处。而差异在于，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情节叙写更为细致，感性，且思想内涵显之以释道融合，而作为佛教思想经典的《坛经》，则更为精到，深远，主要表现以禅学的面目。     

试论《坛经》“悟”的审美特性

顿悟见性,见性成佛,乃是《坛经》的思想精髓。《坛经》之"悟",强调个体生命不离现象世界、世俗生活、感性境遇,当下超越到本心、自性、佛的境界,因此可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感悟。"悟"的审美特性大致表现在:重视审美主体的自觉,强调当下直观体验,主张对感性现实的超越,对本性真如的复归,注重审美发生的自然随意。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系年续考——兼与刘崇德同志商榷

《东坡续集》卷五有《与鲜于子骏书三首》,其第二首中有一段关于苏轼自己词作的很有名的话: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对于书中所说“作得一阕”,词学界一向认为即指熙宁八年(一○七五)冬作于密州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因而这封书信也自然就应当是作于同时同地。笔者亦持这种看法。 数年之前,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忼烈先生在《东坡词杂说》一文中始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上引一书是苏轼“在徐州时写给鲜于侁的,书中所说那一阕词,不见于各种《东坡乐府》,想已失传”共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上又登出施议对《苏轼词风转变的几个问题》,文中转引了罗先生对其上述观点新作的具体论证,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该书是苏轼作于任徐州太守时的元丰二年(一○七九)正月。     

苏轼《江城子·猎词》编年考辨

苏轼在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信中提到的这一阕令东州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的小词,就是人们熟悉的那首《江城子·猎词》: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     

吴王僚和公子光的关系考辨

公子光使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故事脍炙人口,但吴王僚和公子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世本》说是叔侄关系,《史记》则说是堂兄弟关系。本文作者认为《史记》本身舛误太多,《世本》成书于《史记》之前,说法异于《史记》,而《左传》则又有蛛丝马迹可为《世本》之说作佐证。由此可见,吴王僚应是寿梦庶子,公子光应是夷昧之子,他们当为叔(伯)侄关系。     

“蜀本无僚”辨

“僚人入蜀”是西南民族史上一件大事。史载:成汉时期,曾有僚人十余万落自牂牁北入蜀境,散布梁、益二州,影响颇大,凡言西南民族史者无不及之。但是,个别文献在记载僚人入蜀的同时,又说什么“蜀土无僚”;因而一些学者恪守这个说法,坚信成汉以前“蜀本无僚”。然而,这个说法却是未必符合实际的。二十年前,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初     

中国克制与自信不是一回事——与吴建民先生商榷

6月22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刊登吴建民先生一篇文章《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种自信》,笔者以为,"克制"和"自信"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怎么被吴先生画上等号了?     

王褒《四子讲德论》之探讨

《四子讲德论》是西汉王褒的作品。虽以"论"为名题,尤《文选》归入论类,但这篇是沿用楚辞司马相如的问答方式,且采用纵横家的口气而写作的典型赋作。王褒假设微斯文学,虚仪夫子,浮游先生,陈丘子等四人。王褒居于掌握全局的地位,充分运用四个虚构人物的讨论之妙,达到"宣风化于众庶"之效果。这篇虽然不能摆脱为禄而写的清客文学之讥,但是在修辞造句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内容上,于歌功颂德之中表现讽喻之义,可谓用心良苦。在当时是属于较少见的长篇说理赋。     

图片新闻

正2014年8月15日,"广州同心大讲坛"第八讲由九三学社广州市委员会主办。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南山先生作《最好的医生是您自己》专题讲座。400多人参加了本次活动。2014年9月25日,"广州同心大讲坛"第九讲由民进广州市委员会主办。邀请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先生作《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专题讲座。300多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三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

荣孟源先生写的《再谈<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再谈》)一文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发表后,笔者连续写了《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一论》)及《再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下简称《二论》)两文,分别刊登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一、二期。惟因篇幅所限,还有些话没有说完。兹再撰此篇(简称《三论》),以为补充。     

六祖《坛经》对中国佛教禅宗的建树

从取向上对《坛经》所体现的慧能禅法与神秀的佛法思想作了比较;通过《坛经》禅法思想对后世中国佛教禅宗的影响分析,提出解读《坛经》不仅是理解禅宗文化基本精神的需要,还将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微。     

从《秋水》意趣看"逍遥"之境--庄子《逍遥游》臆说

庄子《逍遥游》之文,历来多有歧见。笔者以为悟得《秋水》意趣,才可达于"逍遥"之境。《秋水》表达了庄子对宇宙图式的猜想和对人的根本处境的理解,"井蛙"之喻与柏拉图"洞穴"之喻异曲同工,而《逍遥游》其实是一个思想者庄严的人生宣言,他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及生存的法则。他告诉人们:人,只有不断突破环境及自身的局限才可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     

主权、国家安全与政制改革:“港独”的《基本法》防控机制

"港独"是一种谋求"香港独立"的社会思潮、分离理论和政治运动,不论分离主义者如何构建和渲染,其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基本法》是我国的宪制性法律,它对香港的地位作了清晰的界定,应当成为反驳和遏制"港独"的法律依据。首先,"港独"挑战了国家主权,但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港独"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其次,"港独"组织酿造的暴力事件,危害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也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应当被用于遏止"港独"。最后,"港独"因民主化而起,只有最终实现民主普选,才能彻底消解"港独"的生存空间。《基本法》有关普选的规定为重启政制改革、消解"港独"奠定了基础。     

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

《华阳国志·李势志》、《博物志·宁国论》及《晋书·李势载记》等都说,“蜀土无僚”或“蜀本无僚”,自东晋四川为成汉割据时,始有大量僚族自贵州西北部的牂牁郡进入四川,多至“十余万落”,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金沙江流域。《魏书·僚传》对于僚族之经济社会、生活习俗都有记载。本文试就《魏书》所言,对当时四川僚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特征及族源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潘岳家世三考

潘岳父讳，《晋书》作“潘芘”,《水经注》作“潘茈”。据古人取名之习，《晋书》所载当是。潘岳母族，《晋书》未载，据潘岳所作《悲邢生辞》和后人所作《邢峦墓志》《邢伟墓志》可考为曹魏河间邢氏。潘岳与王堪的关系，学界多以为姨表亲，其实当为姑表亲，且王为兄、潘为弟。潘岳与阮赡的关系，学界多以为潘岳为阮赡妻兄，其实亦为姑表亲，且潘为兄、阮为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