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编年史与成吉思汗系家谱

蒙古编年史构成蒙古文学中一个独特的类型。其最早的编年史出现于十七世纪后半叶,即在内蒙古的蒙古人于1634年落入满洲统治之下以后不久;最晚的编年史恰好写成于1771年伏尔加土尔扈特返回伊犁以寻求清朝的保护之后。因此,十七和十八世纪是蒙古人和他们的     

古代蒙古社会的成吉思汗崇拜

英雄崇拜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传统,作为蒙古族的缔造者,曾经创下震惊世界伟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广大蒙古族民众引以骄傲和自豪的英雄,成吉思汗崇拜无疑成了蒙古族社会的流行。成吉思汗崇拜是在蒙古族特殊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它对早期蒙古国家、民族的发展以及统一元朝的建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蒙古帝国时期皇室的收继婚

蒙古帝国时期皇室流行收继婚,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侄子收继婶母等三种形式,这种婚姻形态是对早期蒙古文化的继承,尔后,在蒙古社会中还继续延续,同时也辐射到中原汉族,并逐步得到汉族的认同。具有重大的文化传承功能。     

清代都邑社会与蒙古文学家族的转型

清代八旗文学家族多兴起于北方草原及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大清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满蒙汉军八旗作为政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起进入京师,后因八旗驻防制度的颁行散布于都邑社会中,八旗家族生活重心也因之而由游牧地带迁往京师及重要驻防城市。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八旗家族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仕宦途径等方面都和早期成员有所不同。即以蒙古文学家族而言,作为个体的蒙古家族士人兴起、繁盛,家族成员心理基质发生变化,家族文化或由武转文或文武并重,鲜见单纯重武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变迁的文学书写中。随着时代发展,清代蒙古家族的民族个性趋于模糊,他们在文化认同书写中建构并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得到深度展示。     

论蒙古帝国1219年储君议定与1226年成吉思汗嘱托

在《蒙古秘史》、《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中,对成吉思汗立窝阔台为继承人的史实,叙述不一,形成了1219年和1226年两种说法。在分析1219年和1226年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审视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四人在1219年至1226年的经历,认识拖雷在1219年至1226年地位的上升,甄别《蒙古秘史》中为拖雷系上台而伪造的部分之后,两种记载可以得出一个统一性的解释,即,1219年的议定是继承人问题的首次提出,而1226年的嘱咐是这一问题的决议,对拖雷的偏爱和拖雷在1219年至1226年地位的上升,是成吉思汗对汗位继承人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成吉思汗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从蒙古帝国的团结出发,作出了传位窝阔台的决定。     

与成吉思汗的对话

你魁梧的身姿,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你经经了风风雨雨,终于完成了统一蒙古的大业。你自小脾气倔强好胜,因而你弟弟欺负你安答的时候,你大义灭亲杀了他,而你却被你的母亲打得皮开肉绽。二十年后,你曾经为他杀害了自己亲弟弟的安答背叛了你,他千方百计想消灭你,可是你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最后你终于杀了他。正是这种环境才孕育出一代天     

萨蛮教与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

本文以史书文献为依据,论述了当时广大蒙古民众信奉萨蛮教及其原因和影响。蒙古汗国建立后,萨蛮教成为国教。但是,随着汗国的扩张,成吉思汗实行诸教并存、信教自由的政策,使各种宗教为他的事业效命,并卓见成效。     

成吉思汗的遗产──蒙古汗国的父权封建制及其特点和内在矛盾

成吉思汗的遗产──蒙古汗国的父权封建制及其特点和内在矛盾白拉都格其（Ｂａｙｉｌｄｕγｃｉ）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贵族政权“大蒙古国”，在正式改国号为元之前的阶段，一般被称为蒙古汗国、蒙古帝国。这个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制度。体制和仪礼习俗与中原汉地及...     

成吉思汗箴言的英译与研究

成吉思汗箴言是成吉思汗关于政治、军事、道德、法制、教育等方面的哲理性语句,反映了蒙古民族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及行为准则。成吉思汗箴言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本文从成吉思汗箴言的文本分析,翻译策略选择和对外译介角度探讨了成吉思汗箴言英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来保持成吉思汗箴言语言和文化的原汁原味。     

天论观与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

成吉思汗独具特色的天论观是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吉思汗关于天的一系列观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概括总结亲身的实践经验和广大民众的认识成果的结晶。研究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必须研究他独特的天论观,以及作为古代人的思想,即成吉思汗哲学思想对当代有何传承文化的研究意义。     

南部蒙古与东部蒙古的英雄史诗

这篇论文选自《东蒙古流传的几篇蒙古英雄史诗》一书(关于该书内容介绍,参阅本刊一九八四年第四期)。文中介绍了内蒙古地区(即作者称之为“南部蒙古和东部蒙古”)历年来搜集、出版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情况,及国外学者翻译、和研究内蒙古英雄史诗的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国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中提到的收入该书的五篇英雄史诗是:《格斯尔与吉尔班·沙尔之战》、《格斯尔与嘎尔丹蟒吉思之战》、《茹格慕高娃之悲泣》、《吉尔班·沙尔之出世》和《金色的须弥山》。     

论长春真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

长春真人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原本都怀着急切的功利目的。前者志在救黎民于水火,后者志在讨求不死之药。双方的目的如圆凿方枘,格格不入。若从功利角度看,这是一次艰难而又无谓的会见。若从非功利角度看,这却是一个辉煌的历史盛典。两个性格绝不相同乃至于相悖的历史人物,在亲切的磁撞中各自显露其真诚及人格力量,于是便有智者间的倾心,老友般的依恋,至死不忘的情感。这是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的底蕴,也是这次历史性会见的真正价值。     

蒙古文学与蒙古民族的喜剧意识

蒙古族文学“以喜剧为其结局”的居多,诸如:“正义势力压倒了邪恶势力”、“妻离子散的家庭重新团聚”、“向仇人申报冤仇”、“有情人终成眷属”、“人民永享安乐,和平幸福,吉祥如意”等等。这种“以喜剧为其结局”的作品,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历来层出不穷,并不断地为文人创作和传承。虽然,这些作品的类型诸多,但总是充满走向胜利的喜剧意识和鼓舞人心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