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予以了有力的消解,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从“活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二是从“至法无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将“有法”与“无法”两个命题在深层次上融通了起来。     

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先生作出“元代对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看不出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士商关系,其实元代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社会现实都可说是明清两代的滥觞。本文论证士与商这两个阶层在元代已出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通过明清两代儒士对许衡“治生说”的重视和讨论,认为许衡“治生说”为元明清士商互动孕育了理论依据,对明清士商观念具有直接影响。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传统文化与新世纪诗歌的精神重建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明清之际江南文学版图中的诗歌流派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出现了虞山派、娄东派、云间派这三个极具影响的诗歌流派。在政治上他们以党社为基础,紧密联系,声气相通,而于抗清复明尤其相互心契,彼此呼应,去末节而存民族大义。在诗学观念上,则相互对峙,各行其是,呈现出诗学发展的多元取向。这使得江南诗歌创作能够承接众流,融会生新,达到了明清诗史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这幅复杂斑斓的江南文学版图上的“诗学图景”,也具有了诗歌史和地域文学研究的双重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美学思想初探

宋代诗学专著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倡导“妙悟”为核心的审美认识论,以“兴趣”为重心的审美特征论,以“入神”为极致的审美标准和“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的审美趣味共存论,构建了严羽《沧浪诗话》的美学思想体系。《沧浪诗话》所总结的宋代诗歌的经验和教训,对明清诗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代诗歌美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     

谈忠说孝气嶙峋但为循吏死亦足--试论蒋士铨诗歌"忠孝"意识与"循吏"情结

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蒋士铨戏曲,对其诗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蒋氏诗歌具有浓厚的“忠孝”意识和强烈的“循吏”情结两大主题意向,在清诗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影响。蒋氏诗歌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与评价。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唐诗的典范作用

唐诗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后世诸代诗歌创作取法的典范 ,宋人模仿唐诗而兼力图自立面目 ,金、元两代诗坛亦以唐诗为准的 ,明清诗人宗唐已有相当的理论自觉 ,并表现出抑宋扬唐的倾向 ,近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取向都深刻地为唐诗所影响 ,唐诗以其“如初发芙蓉”的美学特征和深厚蕴含浸润了中国诗歌。     

“民间写作”诗歌观念前史考探

1999年中国诗坛爆发的“盘峰论争”,使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模糊不清的诗坛面目得以显影。客观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成为中国90年代以来诗歌观念的两条主脉,并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地域环境对黔中明清文学的影响研究

讨论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学者多从地理上的南北差异研究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本文以黔中明清文学创作为例,从中土与边省之地域视角,讨论边省地域对文学传播、文学风格、文学体裁和艺术创新精神的影响,认为中土主流文人因地论人、以地论诗,制约了黔中明清文学的传播和影响.黔中"大山地理"兼具荆楚的清秀隽朗与塞漠的雄奇险峻于一体,孕育出黔中明清文学以清稳坚强、野古浅直为特点的"大山风格".黔中明清文士长于诗,不擅于词、曲、小说,亦与黔中边省地理环境有关.艺术经验、地理环境和创新精神密切相关,黔中明清诗歌有"凌驾乎中原"的成就,是由诗人在黔中地域环境中孕育而成的创新精神决定的.     

论姚贾与张王

“姚贾”与“张王”是中唐交往最为密切的两对诗人组合。“姚贾”对“张王”颇为推崇。他们在频繁的诗歌交往唱和中相互影响,有许多相互学习、模拟对方风格的作品。“姚贾”与“张王”在诗歌风格上均具有通体“雅正”的特色,其中姚合表现为“闲雅”,而贾岛表现为“古雅”。“张王”与“姚贾”相类似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体验,使他们在诗歌的表现内容上也有很多近似之处。此外,在创作态度上,“张王”与“姚贾”一样具有“苦吟”的倾向。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论李贺诗歌悖理的审美效应

针对杜牧等人对李贺诗歌“少理”的批评 ,指出李贺诗歌自有其独特的“事理”、“诗理”在 ,即有着表面上“欠理”、“反常”而实际上“合道”的所谓“悖理”现象 ,这是诗人创作上求新求变、求奇求险的反映与体现 ,是诗人审美感知时的知觉变异 ,是对艺术构思、表现的艺术变形 ,是形成其诗歌奇诡诞幻独特诗风的重要原因 ,具有一种“离形得似”、“无理而妙”的特殊而神奇的艺术审美效应。     

系统的诗歌本体论——评《诗歌美学理论与实践》

中国当代诗歌走过一条由“政治附属物”而“回到人自身”,再由“回到人自身”而“回到诗本身”的发展道路。当诗歌被当作政治工具时,它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回到人自身,是诗歌对其作为政治工具的反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诗歌自身的特点,表现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激情。但“回到人自身”,只是揭示了诗歌描写的题材内容,部分地反映出诗歌的本质内涵,并且这种反映是模糊不确定的。诗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诗歌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由     

20世纪钱谦益诗学研究

钱谦益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兼诗论家,影响着清一代诗风学风。钱氏因有失节之愆,加之乾隆又视之为“有才无行之人”,故为世人所诟病;更由政治上的原因,乾隆禁毁其著作。建国后,受左倾思潮之影响,钱氏一直湮没无闻。本文通过20世纪对钱氏降清失节、诗作评价、诗学思想等相关研究的探讨,力求对钱氏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为后人研究提供可资参照的法则。     

苏轼的诗歌理论

苏轼的诗、词、散文俱佳，又擅长书画。他的诗歌理论，除了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形成的。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以“济世”、“救时”为目的。与此相联，他还主张“不能自已而作”。在艺术表现上强调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成一家”，但又力主风格多样化。苏轼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船山诗论的读者意识现代观

船山诗论中的“读者各以其情自得说”是其诗歌理论中最具现代色彩的理论部分。其中对读者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对“自得”之情的动态考量以及“入”、“出”自由的辩证分析,不仅使中国传统诗学在明清时期就已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思想,而且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阳明心学的反理学倾向及其对明清文论的积极影响

明代中叶思想家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是从理学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阳明心学的出现不仅从内部造成了理学的瓦解,而且也为明清两代文艺新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催化剂:阳明心学以“情”为人“心”所固有的观点消除了程朱理学以性化情、存理灭欲的强制色彩,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中尽力表现人的情感和明清文论中“情感”论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提出的“心”本体论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大胆突破礼教规范、提倡抒写性灵表现个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阳明心学及后学对圣贤的绝对权威的否定和对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的推崇,也直接引发了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上表现出“语出本色”、“贵浅不贵深”的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