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产化视角下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理分析

土地作为农民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由于土地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农民投资理念的落后等原因,无法发挥其最大的效益,农民单纯依靠体力劳动进行土地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创造条件落实、完善土地股份制改革,实现土地资产化,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最大化,为农民创造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已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背景,深刻讨论了土地资产化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相关性,运用理论工具分析土地资产化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并针对我国农村土地资产化的制约原因,提出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大技能培训等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农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运用全国范围内593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分别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对比两种分析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而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应进一步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结合起来,让农民集体享有更充分的决策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与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发挥功能开创经济社会条件。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在掌握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来看,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结构来看,土地流转收入增长迅速,土地征收补偿收入占比逐渐降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以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最后基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视角提出:完善财产权制度设计、提高市场化制度水平、注重外来资本适当引进、提高地区农地产出效益等治理对策。     

土地市场与农民间土地流转——基于江苏兴化市、黑龙江宾县两地调查

通常认为,明确农户土地产权和建立土地市场是扩大农户土地规模和减少土地细碎化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允许乃至鼓励土地流转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产权和市场制度本身是否能带来大规模土地流转?本研究调查和分析了农地私有的假设前提下农民间土地买卖的意愿,并进一步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农民卖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现阶段土地具有很强就业保障功能,农民间的土地买卖供给和需求不能匹配,因而产权和市场制度并不必然扩大土地流转数量.     

农村可持续发展视域下城乡土地置换机制研究

农村可持续发展是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产业和经济等诸主体要素的协同发展,需要稳定持续的资本投入与农业产出,而投入与产出的对象则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村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的土地资源战略与农业产业布局作为先决条件,土地的利用方式是其根本,土地要素是各个发展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城乡土地置换利用城乡土地存在的差价,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引导下,为农村发展提供稀缺的资金,保障农民既不失去土地又提高生活水平,还促进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等的改善,以及农业产业集约经营,为农村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探讨二轮延包中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具体表现,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已死亡的农民有地可耕,新出生的农民无地可种;嫁出的闺女有地可望,娶入的媳妇无地可盼;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农村精英有地可租,留守乡村务农的普通农民无地可耕;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小农经营占主导的土地分散零碎化局面犹在;进城农民“人地分离”且土地依赖程度低导致土地撂荒现象普遍。深入剖析了二轮延包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深层原因：第一,地权固化的趋势使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人有份”的要义难以得到兑现;第二,人多地少的国情及农地社会保障兜底功能使得小农经营格局得以延续;第三,进城农民土地流转渠道不畅与土地退出机制不健全。最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构建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依法落实无地农民的承包地;第二,基于市场机制构建起进城农民土地退出与无地农民土地承接的新机制;第三,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集中经营的新模式。     

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对辽宁省12市476户农民家庭的实证调查

以辽宁省12地市24个村作为研究区域及其476户农民家庭作为调查对象,针对农民土地退出问题,发放调查问卷480份,收回有效问卷476份,分析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意愿行为,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兼业情况、非农收入高低、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和土地退出预期是土地退出的正向影响因素,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是土地退出的负向影响因素.     

中国农地规模经营前景分析——基于对8省292户农民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8省292户农民的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兼业农民在中国农村将会长期存在;中国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后中国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将主要通过租赁方式,即使农民拥有了土地的转让权,土地买卖在短期内也不会大量发生.农民家庭非农收入比例越低、现有农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民更倾向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转让权,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农民提供长期稳定的非农就业途径,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土地制度障碍与创新路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土地是农民主要的财产,而现有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只有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明确农民作为土地的产权主体,完善现有土地流转方式和土地补偿机制,完善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权利,才能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