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读:日本汉学翻译古典汉籍独特的方法

日本的汉学研究大约始于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公元五世纪左右 ,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其间始终没有中断过 ,成为日中文化交流历史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千年的汉学研究历史中 ,日本汉学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翻译、解读中国古代作品的方法 ,人们称之为“训读”或“和训”1。说训读方法是每个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和必要手段并非夸张之辞。它伴随日本汉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至今依然是日本汉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翻译手段。在国际汉学研究中 ,日本汉学研究历史之悠久 ,汉学家人数之最多 ,翻译作品及…     

殖民主义与西方汉学：一些有待讨论的看法

西方的汉学研究一百多年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人们在为此而欢欣鼓舞之余，很少会平心考虑下述问题汉学作为兴起于十九世纪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一门学科，它所提供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是否转化为西方列强殖民中国的一种“权力”?汉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究竟是对于历史的真实表述还是权利关系支配下的人为的虚构?本文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西方汉学可以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服务于而且强化了这种殖民扩张的需要；通过对这种“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分析，西方汉学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些殖民话语因素有可能会清晰地呈现出来。     

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和道教研究文献中心——访法散记(二)

去年9月27日下午,我如约往访巴黎道教研究文献中心主任施博尔。会见以我赠送给他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情况简介(法文)开始,接着他应我所请,时而用熟练的英语,时而用相当流利的汉语向我介绍了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的情况和“道藏索引”研究计划进展的情况。1948年,欧洲的一批年轻的中国学家,组织了一个“欧洲青年汉学家协会”,总部设在巴黎。该协会定期举行学术会议(原称“青年汉学家大会”,后改称“国际中国学家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1978—2019)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翻译与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最令人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学人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存在的追随海外汉学的倾向应该结束了,平等地与汉学家对话、务实地与汉学家切磋学问的时代开始了。     

意大利汉学研究活动

据意大利汉学家、威尼斯大学汉语教授.L兰乔蒂1978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大会上介绍:意大利的汉学研究在西方是最早的,第一个欧洲汉学家便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但是利玛窦之后却出现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空白,直到上世纪末,才由卡尔洛·普伊尼在佛罗伦萨开设了一个汉语讲座班。普伊尼于1924年去世。此后直至1966年才在威尼斯开设了另一个汉语讲座班。     

试论19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研究的民族化

比丘林、科瓦列夫斯基、卡缅斯基、列昂季耶夫斯基、西维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是 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俄国汉学家。他们以扎实的汉、满、蒙语言功底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促成了俄国大学汉学教育的诞生。这一时期俄国汉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汉学人才培养机制都显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 ,俄国自此跻身于欧洲汉学大国之列     

华兹生的汉学研究与译介

本文从美国著名汉学家华兹生的生平、汉学研究与译介的成就等方面介绍了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访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

荷兰国立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闻名已久,但一直无缘拜访。恰好,汉学研究院现代中国资料研究中心主任赛奇(A.J.Saich)教授约我们去座谈,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前往访问。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是一所老式四合院似的三层建筑。接待我们来访的汉学院的老师有汉语语言学专家梁教授(J.C.P.Liagn)、彭柯教授(F.N.Pieke)、丹麦汉学家弗莱明·克里斯蒂安森(Flemming Christiansen)和现代汉语教授韩云虹先生等。谈话主题是荷兰乃至整个欧洲学习汉语的情况以及汉学研究院建立的过程。从汉学院教师的谈话中,我们获悉,汉学研究院是荷兰培养汉语人材和研     

王阳明主体哲学论要

从哲学方法上来看,汉代强大的集权制政体虽然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同时却造成了思想上的贫乏,充满睿智的先秦学术的创造性被扼杀了,“经学”取代了百家争鸣的诸子学术,注经的时代取代了理论创造的时代。这种对经典进行诠释,并且遵循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规矩的学术方法,就成为汉代以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传统上一般认为有“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宋学”并没有超越“汉学”,“宋学”用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以章句、训诂为主干的“汉学”方法。只有陆九渊曾提出过“六经皆我注脚”的宏论,而真正贯彻了陆九渊这一精神的则是王阳明。顾宪成在《小心斋札记》卷三中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同俱醒,况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快哉!”正是对于“训访词章”之研究方法的突破,使王阳明的哲学体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宣告了理学方法的终结。     

美国汉学界对孝及《孝经》的研究——兼论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占有显要位置。孝及总其大成的《孝经》一直是美国汉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1996年,戴梅可发表《汉代中国的儒孝和个人主义》,从中国文化内部出发,提出儒孝地位的上升、涵盖面的扩大最终导致汉代政权的衰落;1998年,侯思孟发表《孝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孝,以文献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孝在中国早期历史（商至两汉）中的演变,力图就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海外汉学的学科背景、问题意识、理论手段等,完完全全是西方的。研究海外汉学应当从西方学术文化的内部出发,对比比较文化的研究理路,审视海外汉学在外国学术体系中的发展历程,对西方学术史进行＂外国学＂研究。     

松枝茂夫的红学成果

松枝茂夫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在日本汉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他所翻译的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出版问世,在日本红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译本出现以后,日本才算有了名副其实的《红楼梦》全译本。在“日本红学”领域,松枝茂夫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并没有投入多少精力,成果也不算十分突出,但也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他对红学事业的贡献,主要还是在《红楼梦》的翻译方面。     

研究《淮南子》的力作

研究《淮南子》的力作刘金海《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是一部研究我国汉代典籍《淮南子》的学术专著。作者安乐哲（ＲｏｇｅｒＴ．Ａｍｅｓ）是美国汉学家，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中国古代哲学。安氏汉学基础深厚，著述颇丰，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和交流领域...     

美国汉学中的鲁迅

鲁迅在世时,他的作品就遭受美国汉学界的冷遇。对于中国五四运动期间产生的新文学,美国某些集团向来是敌视的,认为它是“渗透共产主义的”。只有E.斯诺的态度例外。他把宣传中国的新文学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原在中国取得的文学成就使美国汉学家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变化。美国开始发表鲁迅作品的译文;他的作品得到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些学者的重视。鲁迅逝世之后,甚至国民党当局也赞助他的作品在美国普及,这是用杰出作家的作品进行政治投机的典型事例。可是,美国大学汉学界仍然漠视鲁迅和中国所有的新     

品德教育的6个“E”

政治家们呼吁它。国家教育部门研究它。家长和学校如今都认为需要它。它就是品德教育。最近越来越多的教育家都在谋求提出和确定它的定义 :帮助每个孩子知善、向善和行善。和人类的许多努力一样 ,谈品德教育容易 ,而实际做起来难。鉴于许多世俗的教育计划都忽略了整个道德、伦理和品德教育 ,师资培养中出现了一个空白。但希望仍然存在。多年来 ,我总结出品德教育的 6个“E” ,即“榜样” (example)、“解释” (explanation)、“规劝”(exhortation)、“社会风气” (ethos)、“经验”(experience)和“期待优异” (expectationsofexcellence)…     

论清代浙江的经学研究

浙人对经学的研究在宋元以来,不绝如缕,大凡著名学者都通此学问。进入清代之后,经学研究的风气达到极盛,出现了所谓“汉学”思潮,即主张以训诂名物考据的方法治经,推崇汉儒经说,反对宋明以来以义理说经的风气。这股思潮在乾嘉时期风靡整个学术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学(主要指汉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又说:汉学“最后之壁垒”亦在浙江。汉学思潮在浙江极富代表性。     

荷兰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荷兰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该机构于 1 969年成立 ,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教学 ,提供咨询服务以及成立当代中国研究图书馆。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受荷兰教育科学部和莱顿大学的资助 ,并积累了与中国和欧洲各国政府组织、大学及公司进行合作研究的经验。它以多种方式向所有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该中心与汉学研究院共同组成了欧洲最具规模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 ,除拥有以研究人员为对象的专业馆藏外 ,还订购了 70 0余种有关中国经济和社会各…     

中国历法三正论、殷历、周历、干支纪年起源考

一、引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三正论”的最初由来。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否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间,官颁与民用间,在历法上的不统一性,因而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三正论”,为“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上“系累非浅”的“憾事”。而新城新藏此说,为张汝舟先生所接受,著有《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一书。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一文的叁表解中,将“三正论”与“岁星纪年”、“四象”、“三统”等,并列为“四害”之一。我认为,新城新藏与张汝舟等对“三正论”的否定,     

陈亮事功之学的基本特点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陈亮的事功之学,以“知学孔子”、明“六经之大旨”为治学的脉络,并由此形成了它的基本特点。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些粗浅的分析。力排汉学宋学,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儒家经典,历史上有所谓“汉学”和“宋学”这两种脱离实际的学派。汉学热衷于文字考据,繁琐而不着边际,陈亮向来不赞成。他在《经书发题》、《传注》、《类次文中     

从俄罗斯“汉学热”看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之推进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成熟、稳健发展,拓展了俄罗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需求,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汉学热:以孔子学院为龙头的教学机构为传播推广汉语创造了有利条件;俄罗斯高校的汉学研究十分活跃,文、史、哲、经、法等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异彩纷呈、相继出版,并涌现了一批年轻的汉学家。这是我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鉴于当下存在的汉语师资匮乏、教材缺乏本土性、汉语推广模式创新不足等加快发展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应实施的战略举措为:通过友好往来,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实现师资本土化,发挥其得天独厚的教学优势;量身订做,编写满足不同受众群体需要的教材;鼓励中国有识之士赞助,提供充足的经费保证;致力创新,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进行规律性探索。     

法国当代的中国学研究

在西方,法国并非最早了解中国并与之建立直接交往的国家。但是,西方的“汉学”,即西方对中国的系统综合学术研究却起源于法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国的汉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本文仅就法国当代中国研究状况作些简略介绍和粗浅探索。一、近代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可称是法国对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