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还是外患:20世纪30年代的商会问题——以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改选为中心的讨论

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内部各派系围绕商会的改组、改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导致会务停滞,商会履行职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备受质疑,最终得由地方军政机构强力干预,方得以保证改选的顺利。但改选并不能解决商会内部业已存在的问题,各方又迭起争斗,使商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大受削弱。     

论清朝多元化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弊端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清朝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存在的弊端,并以此为基础比较清末商会商事纠纷理处权优势,结果表明:清末商会成立以前,清朝商事纠纷的处理已经形成了国家司法审判和民间调解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制中存在着诉讼成本高、商人易受人格侮辱等弊端,民间调解也存在着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等不足。1904年商会成立以后,政府赋予商会商事纠纷理案权,是清末政府改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之一。     

解放初中共对上海市商会、工业会的接收

上海解放后,旧商会与工业会很快转变立场,配合新政权恢复经济秩序.在中共的支持下,以民建会员为主体的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其主要任务是接收国民党时期的商会与工业会,并对其下属之同业公会实施改造.旧商会、工业会最终为工商联取代,是新政权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新成立的工商联组织把统战性放在首位,是党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桥梁,其民间性的特点已退居其次.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天津温州商会 最具创新力的商会

2006年是国家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时值“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也给天津温州商会和天津温州商人带来持续发展的大好时机。天津温州商会在积极参与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的同时,也为回报家乡温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1949—1952年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整理和改造述论

1949—1951年,为了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旧有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改组;1952年,武汉市以"五反"运动为契机,对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进一步改组改造,并在此基础建立了新的工商联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职能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由一个以代表工商业者利益为主要职能的社会团体变成了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助手。1951—1952年武汉市对工商团体的改组改造反映了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同时也是解放初期新政权改造旧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突破传统的尝试——民国时期云南凤仪县下关镇的商人节

云南西部下关镇地处内陆,自古就是商业往来的交通要道和多民族聚居区。民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下关镇成立了商会和众多的同业公会,商人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显著。为响应全国商联会的提议,下关商会于1947年和1948年先后组织开展了二届庆祝商人节的活动,此二届庆祝活动是下关商会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做的突破传统商业庆典的尝试,加强了商人的自我心理认同并且在社会各界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滇西多民族地区商人公众形象的提升和商业的稳定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1929年发生在浙江的党政纠纷为例

1929年,由浙江省政府取消"二五减租"议案及其发生在浙江的党政纠纷,是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由盛转衰的标志,它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纷争,而且也反映了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势力的薄弱.地方党组织政治力量的薄弱,是国民党在地方实现"以党治国"的一个致命弱点.国民党地方党政纠纷,成为国民党以浙江"二五减租"为代表的乡村整合举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保定商会档案及其出版

现存600多卷8万多页的保定商会档案，内容比较丰富，具有原始性、系统性和地方性等特点。该档案的整理和影印出版，对于保定“历史文化名城”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对于直隶商会和保定商会的研究，对于社会救济史、日本侵华史、天津商会与保定商会的关系、晋商史等很多问题的研究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开创新局面。今后的保定商会及其档案的研究工作，在文献学方面还可以再做一系列的拓展，在专题研究与通贯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更是大有可为。     

香港主要工商团体和行业组织

香港大部分行业都设有商会或同业公会组织,其中较具规模的工商团体和行业组织对香港的经济乃至政治所起的作用值得我们在对外开放中研究和注意。据港府工业署提供的资料,目前香港各类工商团体及行业组织约二百四十家,大体可分为五类:一、综合性商会(如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二、行业商会(如香港制衣业总商会、香港玩具协会);三、外商团体(如香港美国商会、香港印度商会);四、专业性团体(如香港管理     

1949—1951年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初探

从1949年武汉解放到1951年底,是武汉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稳定社会秩序,武汉市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扶持的政策,并将私营工商业者的组织——旧的商会、工业会和工商同业公会改组为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工商联筹备会在协助政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工商业者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起到了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与旧商会相比,工商联筹备会的性质及主要职能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论清代黔东南苗寨的纠纷解决 ——以文斗苗寨词状为对象的研究

清代黔东南因为林木买卖的繁荣,经济不断发展,民间的纠纷增多,衍生了黔东南独特的纠纷解决过程.以文斗的词状文书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了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有不同的解纷方式,即神明裁判,官府审理,第三方主持下的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态度.官府一般将自己摆在一个第三者的地位,不主动插手民间的纠纷,不告不理,且在解决诉讼到官府的纠纷时也依契约与情理结案.民众一般采用调解解决纠纷,即使诉讼到官府也是为调解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筹码.第三方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文斗乡间社会的和谐.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清代黔东南纠纷解决的真实图景.     

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选举纷争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后前四届会长选举无一不发生纠纷,成为全国商联会不同于一般地方商会的显著特点。之所以屡发纠纷,是因为不断有商董異希以会长头衔接近官场,以为升官发财之捷径。纷争发生后,无论是商会的反对还是舆论的压力,除非能促使农商部饬令全国商联会重新选举会长,否则均无济于事。由此证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民间社会的发展,仍受制于国家即政府的主导。     

浅论清末民初(1903-1920年)天津商会的政治特色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新政”的产物，经历了从官办商务局－商务公所－商务总会的演变过程。它由天津一埠的包括３２个行业的组织，逐渐发展到直隶全境，在其五十余州县建立了分会和分所。并从１９０７年起，与上海、苏州等商务总会一起，发起筹建中华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对京畿乃至北方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并在其间政治风云中有某些影响。     

形成中的市民社会:民间商会发展的空间与限度

民间商会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寻找生长的空间.一方面它们在服务行业企业、推动经济增长、解决贸易纠纷、代表行业利益等方面发挥着类似于利益团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获取资源以及政策支持,它们仍然保持着与政府的依赖关系.     

凉山彝族死亡赔偿金的构成及其文化人类学解读

在凉山彝族纠纷中,只要有人死亡,就会有人承担相应的“???”即死亡赔偿金,属于彝族纠纷中“????”即死亡纠纷这 一类。通过实地调查、收集、整理、归纳与分析,发现凉山彝族对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有自己一套严格的“老规矩”。该规矩是彝 民族长期沿用、默认和遵守的,同时也被纠纷调解人应用在实际的纠纷调解中帮助对纠纷进行定性与定责。从彝族社会常见 的死亡纠纷出发,分析和了解本地视角下彝民族对本民族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方式及其文化内涵。     

保定商会问题研究述评

商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保定商会档案》的整理出版,学界对保定商会的研究逐渐兴起。有关论著既有对不同时期的保定商会进行阶段性的研究,也有对保定商会具体问题的研究。本文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     

我国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解决现状透析——对皖北乡村民事冲突的实证调查与思考

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诉讼被视为是纠纷解决的最正规方式.在此思想影响下,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农村普法和送法下乡使中国的农村发生着变化,然而对皖北乡村的社会调查与实证材料表明,农村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在解决民事纠纷途径选择上的价值取向.在乡土社会,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其他社会冲突解决方式也并未因此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乡村共同体仍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基本状况仍然保留着以及诉讼本身固有的弊端则是农民不愿将纠纷的解决寄托于司法的原因.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