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缪和》《昭力》二篇之义为中心

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君道"为核心,发挥孔子解《易》的思想,强调变化转化的历史观,提倡忧患意识,注重反骄守谦之道;同时主张以德治国,正确处理君臣关系,重视以赏赐劝励臣下。其中包含了比较全面的君道思想,也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儒家在诸侯国政治实践的主张。     

以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篇订补《汉语大词典》九则

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甲乙篇是汉代重要的数术文献之一,这批材料的内容与外形(文字)产生时期相同或接近,且口语性强,真实度高,具有极强的使用价值。笔者从增补词条、增补义项、书证订补方面列举了九例来订补《汉语大词典》。     

《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与汉初的易学传承考辨

《史记》、《汉书》所记的商瞿至田何这一易学传授体系,实为司马谈追记自家的易学传授渊源,并非自孔子始的整个易学传授史,而商瞿也并非孔子易学的唯一传人。《帛书周易》的《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篇记载了孔门其他弟子向孔子请教易学的事迹,而《子夏易传》则透露出韩婴之易学很可能传自子夏。在孔门易学之外,汉初尚有周王孙古易学等其他流派的易学流传。因此,孔子传易信而可征。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淮南子》引《易》论《易》考义

《淮南子》诸篇引《易》文字凡十三处,论《易》文字凡两处,皆有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义"的证据。这些引《易》论《易》的文字并未提供超过传本《易传》的有关象数学或占筮技术的信息。由《淮南子》引《易》所见的与帛书易传《要》篇相关的文字看来,帛书易传于汉初似尚无一个广泛流行的定本,遂至失传。     

《黄老帛书》研究综述

上个世纪 70年代 ,在《黄老帛书》出土之后的几年内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及其成员的研究工作起到了范式作用 ,在帛书文字的考释、文本的考源和思想的梳理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据于此 ,80年代的《黄老帛书》研究工作持续展开 ,在上述诸方面均有突破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90年代 ,在黄老学研究视野内 ,《黄老帛书》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文本开始被尝试译成现代汉语 ;本源性探讨方面的多种观点得以整合 ;思想的开掘则在定位与定性原则的指导下显示出宏观性的特征 ,而在一体性的微观方向上的把握尚有一定空间。     

《集韵》《类篇》“一曰”义初探

《集韵》《类篇》中收有一些＂一曰＂义,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假借、引申、通假是＂一曰＂义的最重要来源。《集韵》《类篇》中的＂一曰＂义反映出宋代人已经意识到语义的系统性,用＂一曰＂的形式区分本义和引申义、本义和假借义等。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马王堆帛书的抄本特征

马王堆帛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体裁,具有与其它出土文献完全不同的抄本特征,对抄本的各种形式特征的分析,往往能揭示许多隐含在文献抄写过程中的信息,而这也常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文献本身。因此,本文在具体分析马王堆帛书抄本特征的同时,详细地例举和分析了帛书抄写过程中的各种错误现象,这对深入认识和评价帛书抄本的文献价值具有特定的意义。     

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东豪族在汉初并不被看作是合法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一度受到政府的打击抑制.不过"抑豪"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的问题.所以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至到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凭借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性力量.     

仁、義、德一解

词作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音义结合体。声音有义,声近义通,是古汉语词族的基本规则,也是汉语词汇系统性的基本特征。本文通过解析字形、解说语音,从"以事为名"的角度,解释了"仁、义、德"等字所表示的词的本义。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

本文通过解读帛书《易传》,阐述了孔子易学解释学。孔子早年将《周易》文本定为卜筮之书,晚年好易又发现了《周易》内涵德性,故在承认《周易》卜筮性外,又将其定为德性之书。为改变《周易》文本性质,孔子确立见仁见知的解释学原则,提出了“后亓卜筮、观亓德义”易学解释方法,以此出发,由对于卜筮的解释转向德性的解释,最终实现了以德行求福和以仁义求吉的易学解释目标。最后作者指出:孔子关于易学解释已具有了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意味,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孔子仍然未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字训释、象数和史学等方法,并以之为哲学解释的进路。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解释学,是一种循环的解释学。     

“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

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之"政”始于尧时创制的新历法于生产中的直接运用,故所谓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并非由<易>的象数派生;汉易卦气中讲的气、候依赖于历法的节气划分,对历法的进步并无价值可言;<易>的义理并非由象数派生而来,而是古人对天道和人道认识的成果,卦爻系统只是储存这种认识成果的符号;古代学术史上汉易衰亡的事实已经对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地位与价值问题做出了回答.     

太乙原始意义及其变迁历程的辨析

太乙最初是指竹木枝的主干,在漫长历史长河中逐渐萌发出植物和人的生命本源、天地万物本源以及哲学上客观精神或自然规律的意义。后因被用于星名、帝王名,演衍出天神和道教神的意义。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

先秦儒家都将"仁"作为根本之道,或作为比其他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常德.汉儒受法家"三纲"理论和阴阳家"阳尊阴卑"论思想的影响,将儒学核心价值观定位为"三纲五常",偏离了先秦原儒"仁本礼用"的根本精神,但符合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当代儒家或主张"去三纲而存五常",或提出"一本五常"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混淆了儒学之"道"与"德"的体用关系,因而不是最恰当的概括.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重塑方向,应当摈弃"三纲"思想,重新确立"仁"的核心、道体地位.而儒学价值观体系中可作为"五常之德"的范畴,应以"义、礼、信、和、敬"最能体现"仁道"的特性.这个新的"一道五德"论,不但从本质上体现了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新证

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真实地展现了当时文字和词汇使用的情况,是珍贵的语料文献,为《说文》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利用秦汉简帛文献中的一些用例,可以从"字形新证"和"字义新证"两个方面证实《说文》中的一些收字和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