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词体论审测

词的发展步履艰难,先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涵养,最后才乘着西蜀和南唐两艘小船,在风雨飘摇中,摆渡到了宋代社会这个“大海洋”中.经过宋代词人的推陈出新和苦心经营,终于蔚成大国,跻身于姹紫嫣红的宋代文坛.那么,宋代词人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创作指导思想支配之下迈着艰难的步伐去完成时代所赋于的“任务”呢?从总体倾向上看,可以分为三个系列:其一为自歉、自谦、自嘲和自责式的词体论,其核心是“词为小伎”和“词为诗余”论;基二是“自是”式的词体论,其核心是“词别是一家”和“倚声”说;其三是“自尊”式的“词为诗之苗裔”论.这三个系列各有秋千,鼎足而峙,所持的见解和代表的倾向各不相同,构成了宋代词论家有关词体论的主要内容.     

论宋代豪放词的感伤情调

昔之论宋词者,或论其宗派流别,或论其风格异同,或论其字句章法,或论其音律声韵,虽间或有人提情景相生,情景交融,然真正以情论词者少,而从纵的方面考察整个宋词情调者尤少。本文不揣鄙陋,试图以宋代豪放词为叙例,探讨宋词的感伤情调,略申己见,就质群彦。纵观词史,宋词主要继承了唐五代文人词的传统。在唐五代文人词中,被黄升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二首,即充满了浓郁的感伤情     

论宋人对“诗画同一”的美学追求

<正> 宋代文坛上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文人们对于文学各种体裁总是强调其异,但对于诗画这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却强调其同,而且这两种倾向的出现都与苏轼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以前的文体论,着重的是正面归纳说明不同文体各自的凤格特点。自从苏轼认为词是“长短句诗”(《与蔡景繁书》),并谱写出一些“曲子中缚不住”的词作之后,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传承与异质：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辨析

宋代诗论和词论中的雅俗观之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偏重于“会通雅俗”与“重构雅俗”之别。二是就内在结构而言，是“文”“质”之异。三是就情感倾向而言，侧重于“褒扬”与“贬抑”之不同。四是就审美理想而言，主要是“枯澹”与“清空”之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传承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辨析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厘清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中的复杂内涵和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重构雅词词统。对“永依声”和“声依永”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恢复传统的歌诗传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姜夔与张炎词之比较

一作为词论家的张炎,在其专著《词源》中,对宋代词的创作与发展,作了认真地总结,提出了“词要清空”的艺术主张,并以前辈词人姜夔词作为清空词风的典范,否定了当时风靡词坛的吴文英的质实词风;作为宋代末年一位极有影响的词人,他既然在理论上高标“清空”这一创作原则,则在词的     

王渔洋词论初探

王渔洋以“神韵”说驰名骚坛。从顺治末至康熙年间“主持风雅数十年”(《清史稿》卷二六六)。人们对渔洋多关注其诗论,而其词论成就遂被掩盖。其实,渔洋论词颇有心得,特别是他在古广陵扬州任上,“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居易录》记吴梅村语);以渔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广陵词坛繁荣一时。他们填词论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词学主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相当影响,于清词、清词论的全面振兴有着先声之功。本文拟就渔洋词论作初步探索。     

清代四川寨堡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

宋代诗学及其诗声理论影响着宋代乐学的理论发展与成就,并形成互联互通,较突出的理论是“声词相从”说、“乐为诗作”说和“声转机萌”说。这一融通来自于对先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诗乐合一观念的解释与发扬。“声词相从”说追求声意相谐,最高境界是“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乐为诗作”说强调乐为诗流、志本声用,并批判了宋代诗学与乐学上流行的“声依永”之观念;“声转机萌”说要求声韵要转换、歌诵需转喉等。这些理论是先秦诗乐合一观念的发展,特别是这一观念在宋代诗词曲乐中声律或声音等技巧层面上的具化。     

从《小山词序》看宋代词学寄托论的产生

黄庭坚《小山词序》标志着宋代词学寄托观念的产生。它揭示了宋代词学寄托论的基本内涵:一是作者须有难以直言的怨恨和不能直吐的愤懑,而又必须言之吐之,故只能用寄言托意的表现方法;二是词的寄言托意一般采用诗骚以来比兴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三是寄言托意之词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其合者”是有特定含义的“寄托”,“其下者”则是一般意义的托物言情。     

“摛文必在纬军国”辨析——谈《文心雕龙·程器》“文德说”得失

《文心雕龙·程器》主张“摛文必在纬军国”为要旨的“文德说”，历来的研究者多正面肯定其说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本文认为这样的阐释并不合乎实际。实际上，刘勰的“文德说”尽管在反驳“文人无行”论上是有力的，但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则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说对规范文人的德行，鼓励文人积极投身现实的政治生活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该说又混淆了学文与达政、文才与德行的区别，过分强调文人对道德政治的依赖，这对于文人才能的施展实为一种限制。文章结合有关史实，对于“文德说”的来源、义旨、理论缺失及其原因作了翔实、深入的辨析。     

“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文心雕龙》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帝王和文人臣子经常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浮华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宋代的古文革新能取得成功,“辞尚体要”说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宋代,“辞尚体要”说作为遏制浮华文风的一剂良药,能否被付诸实践,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帝王与朝廷的好尚,实乃有力之提倡。宋代重视“辞尚体要”说,与宋人好议论、崇尚夏商周三代的文风、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和《尚书》学的兴盛等方面有关。     

浙派美学思想在浙江女性词中的表现

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是清代成就最著的词派之一,其清空醇雅的论词主张对清代浙江女性词的创作有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浙江女性词中呈现的清雅空灵之境、幽寂清寒的风调以及多用景语婉转传情的方式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浙派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透露出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与男性主流文坛暗相关联的信息。     

柳永的"赋笔为词"与宋初的文学精神

本文在新的层面讨论阐述了柳永词在宋初文学精神的影响下 ,其“赋笔为词”远绍两汉义归雅颂的理性精神 ,并与由汉大赋蜕变而来的宋代文赋呈合流之势 ,从而揭示了柳永“赋笔为词”在词中“宋调”形成的过程中对后世开山意义之一端。     

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啐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秦少游词论

秦少游词论田维瑞一宋人论词，注重“雅”“俗”之辩。柳永欲把词引向市井，还原于民间，遽遭士大夫文人朝野相讥，遂误终身功名。崇雅，皆以《花间》为正宗，视温、韦为鼻祖，北宋以至于后世遂形成一种习惯定式，视词为艳科，“侧艳小技”，壮大不为。有稍作冲破者，如苏...     

对唐宋词的立体观照——评《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同志的《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是当前词学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它的开拓性,主要在于提供了对唐宋词立体观照的一种新范式。自宋以来,词学研究可分“词史之学”、“批评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声调之学”等门类。(参龙沐勋《研究词学之商榷》载《词学季刊》1卷4号)《论稿》基本属于“批评之学”。而“批评之学”自宋代至清末民初,大都详于艺术形式方面的论述而略于词作的思想价值之分析,又着重于     

宋代诗词中的“长安”及其文化意蕴

长安对于宋人而言,是边陲之地,也是衰败的前朝故都,故宋代诗词中写实者极少。长安一词在宋人诗词中以用典方式居多,对其使用,代表了当时文人对来自前代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的印象和记忆。长安单独出现,常借指汴京或临安,或象征个人功业。以此为基础,长安常见的搭配是以"望长安"表达望阙,由"长安道"引申为奔走或行役。而后世文学中的长安意象,其意义基本延续自宋代。     

周邦彦恋情词浅论

周邦彦曾被词论家誉之为词中“圣手”,“万世不(礻兆)之祖宗”;他的词作被称之为“词家神品”,“词之正宗”。这些总体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对其恋情词的具体论析,却又是与前面的评价很不一致。张炎说是“惜乎意趣却不高远”,刘熙载嫌其“旨荡”,“当不得一个贞字”,王国维也说“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解放后,一些论者受上述说法的影响,走得更远,竟将周邦彦说成是“风流词客”、“狎客”、“艳情词人”。直至目前,这类说法影响犹存。对周邦彦恋情词的看法关系到对他人品和词品的评价,也关系到对词发展道路的评价,似有单独作为专题探讨的必要。     

张栻的“性善”论说

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和由《礼记·乐记》而来的“人生而静”以上容说不容说,成为宋明理学性论的基本资源和中心的课题。程颐和张栻都主张性善,但是如何解释性善,在湖湘学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张栻对性善的解说及其援太极说入性论的理路,与朱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仍坚守了湖湘学以性为本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