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晋政权在平吴前的对蜀政策

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正月,魏大将军司马昭以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吏诸葛绪率十八万大军三路伐蜀。蜀大将军姜维急率军退回剑阁,与魏主力钟会军相持。邓艾从陇上出阴平道(从甘肃文县经四川平武),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连下江油、涪诚(今四川绵阳市东)、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攻逼成都。蜀中震恐,后主刘禅从光禄大夫谯周议,“面缚舆榇”,出城投降,蜀亡。前后不到十个月,司马昭顺利地实现了征服蜀国的目的。     

邓艾之冤与昭雪

三国时期,魏国大将邓艾于二六三年奉司马昭之命伐蜀。途中身先士卒取毡自裹滚下悬崖,为全军探险开路,使全军顺利通过阴平小路。避开剑阁天险,直捣成都,一举挥师灭蜀。为司马氏集团立了大功,理应受到进一步重用,不料却惨遭杀身之祸。司马炎说他是“矜功失节,实应大辟。”史家也认为:“邓艾骄傲自恃,专断独行”。我觉得这样看待邓艾不公平,即以当时封建法律衡量,他也未触刑律,所以罹杀身抄家之祸,完全是遭了诬陷。     

《崇让论》与魏晋社会转型

《崇让论》是魏晋更替之际吏部郎刘寔为即将出现的司马氏王朝设计的整顿吏治、调谐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理想方案。司马昭灭蜀后,改朝换代在即,朝中一些司马昭的心腹高官纷纷上书为其出谋划策,提出诸多治国理政构想。《崇让论》从认定官员选拨标准和官吏晋升方式入手,探讨统治集团内不同阶层合理流动的途径,以期使司马氏政权充满活力。刘寔在其中提出了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道德观和新生统治政权应该建立的社会秩序。     

《三国志》词语释义

人“人”,对人说话时自称。《魏志·钟会传》载:司马昭与邵悌谈伐蜀,司马昭曰:“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伐蜀,必可灭蜀。”带着重点的“人”字是司马昭自称。又《华佗传》:“下针言:‘当行某许,若至,语人。’”“此“人”是华佗自称。又(《吴志·吴主五子传》载:孙霸子孙基盗御马被收狱,孙亮问侍中刁玄,盗御马该当何罪。“玄曰:‘科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     

对江油戍有关史实的考辨

三国后期曹魏征西将军邓艾走阴平道伐蜀,占江油戍,攻成都,降刘禅,是中国历史重新走向统一的一件大事。邓艾伐蜀成功,既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集团之实权地位,又是导致中国历史结构重新整合之关键,其在中国大历史上的意义至为重大。而对于地方区域社会而言,邓艾从阴平道伐蜀,对于今涪江上游平武地区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对江油戍的情况之梳理出发,考辨这一关隘之设置时间、具体地点,在此基础上讨论邓艾伐蜀之战的意义,兼论及掩盖在大历史背后的“小事件”对地方史的叙述结构塑造之意义。     

上邽之战:决定三家归一的关键战役

三国对峙,在魏蜀吴三方都是暂时性的,重新统一都是他们的目标。司马氏专权魏国后,中原政局注定了一段时期的内向性,这给了蜀、吴二国以进取中原的契机,而蜀吴也刚好这个时候完成权力交替,分别在姜维与诸葛恪的辅政下重新开启积极"北伐"的大幕。自诸葛亮死后,三国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因之改变,对峙的结果有望在短期内显现。在此背景下,公元256年,蜀将姜维与邓艾的上之战,姜维大败,既使得蜀吴在对魏的战略态势中处于下风,又改变了蜀廷内外上下对蜀汉国家走向的普遍预期,魏廷意外地获得了对蜀"攻心"的胜利,蜀吴进攻同盟宣告最终失败。所以,上邽之战就此标志性地注定了三国一统于曹魏或司马氏的最终结局。     

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

阮籍早年在曹魏政权日益腐朽局势微妙的情况下，一再回避出仕，他的《咏怀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什对于以曹爽为首的当朝权贵进行抨击、讽刺和规劝，诗人此时内心相当苦闷，头脑异常清醒。高平陵之变（２４９）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阮籍是反司马氏至少也是不满司马氏的，他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敷衍，其实这完全不符合阮籍的生平史实与诗文创作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司马氏晋国号考说

一般以为 ,司马氏晋国号来自司马氏籍贯“温县本晋地”。然而考诸魏晋禅代的史实 ,司马昭之封爵高都侯、高都公、晋公、晋王 ,都是做的“代汉者当涂高”谶文“高”字的文章 ,“晋”实际上是司马昭特别挑出来、以求合于符谶的美号 ;又司马昭欲应“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还隐含了以晋承汉、不承认汉魏禅代的心态     

刘禅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吗？

刘禅，刘备之子，于刘备去世后继位成为蜀国皇帝。诸葛亮等贤臣相继去世后，蜀国逐渐衰败。后魏国大举伐蜀，刘禅投降。刘禅被俘虏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封了侯。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     

邓小平对“以数为纪”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以数为纪"是用数字分别语句,然后再用数字将分别的语句概括起来。邓小平经常运用"以数为纪"的思维方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其典型代表。"以数为纪"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产生。邓小平"以数为纪"的思维方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孙登与阮籍、嵇康关系的几个问题

孙登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孙登的隐居地为汲郡北山(或汲郡山)、白鹿山等地,游历地有宜阳山、五岩山等地;阮籍受司马昭的指派到宜阳山拜访孙登,而在苏门山拜谒苏门真人。嵇康是在汲郡山中从游孙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汲郡北山与苏门山合二为一,孙登与苏门真人合并为一人,最后完全固化为孙登居于苏门山、嵇康从游、阮籍拜谒的说法。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诸葛亮婚姻、出山及伐魏行为心理探析

东汉末年,诸葛亮避乱寓居襄阳,与蔡氏、黄氏、庞氏建立姻亲关系,构筑了步入仕宦的基石。面对当时的形势,选择刘备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相蜀期间,六次伐魏,终无结果。贯穿于其间的心理是希望建立不朽的业绩,这种心理支配指导他一生的行为。     

越国民族源流考

于越为夏帝少康之后,自先秦到两汉时期,并无人怀疑。三国吴人韦昭对《郑语》:“芉姓夔越”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作出“楚、越同源”的错误论断。后代以此为据,以讹传讹 。本文考证夏、越关系的源流,考证了史伯与司马迁的关系;访问了夏越后裔,从而纠正了“楚、越同源的错误说法。”     

阴平古道和河南道及其陇地一段的文献文学考察

阴平古道本自西汉地名,至迟在宋代作为道路名,所涉时限却远及秦代。《三国志》邓艾破蜀的记载使阴平偏道名扬天下,但历史上作为连接南北丝路之一要道者为阴平正道。阴平正道虽路线有异,但走向大体一致,即沿白水江一线自陇达蜀,显示了一定的历史复杂性,因而相对应的文学文献遗存呈多样性特点。从文献文学角度考察河南道,它是连通南北丝路的另一要径,虽在唐以后至明清呈渐衰之势,但仍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