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视域中的“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的解释方式,强调以“己意”来意度、推想和体味作品的意旨,是对解释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参与,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它把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经典的解释学思想。     

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这三种文学接受方式昭示了先秦文学接受理论的早熟。     

"解诗""用诗"摭论

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意义重大,是解读、阐释作品的重要原则.在"解诗"活动中,虽有解诗者的主观因素参与,但不能任意曲解,应努力使探求结果契合作者作品原意;在"用诗"活动中,往往能突出表现用诗者的创造性.但是,深入理解作者作品原意仍是重要前提,不能很好地"解诗"就不能很好地"用诗"."解诗"、"用诗"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兼论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阐释学概念,用以批评那种以阐释者主观意志强力侵入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合己意之解释的阐释方式。然而,阐释活动是否存在强制现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发生?这并不是一个明见无疑的命题,持有不同阐释观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强制阐释也需要阐释。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将会发现,理解总是历史性理解,阐释关注新经验的获取。阐释超越过往,开显新维度,指向不同的理解,而非更好的理解或客观理解。就此而言,诠释学中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所谓强制阐释是一种因诠释学与认识论边界发生混乱而衍生出的意识强力行动。当阐释由理解异变成认知,阐释者转变为认知者,诠释学立场转变为认识论立场,文本的意义阐释转变为文本自在意义的客观把握,强制阐释势必奋袂而起。可见,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以理解应对文本阐释,以说明应对文本认知,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浅论激发学生“阅读期待”的四个途径和注意事项

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学者姚斯、伊瑟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该理论着重将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充分尊重读者的自主个性阅读,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而"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读者又是怎样去参与呢?     

文学批评理论的主体间性转向

美学的演变带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变迁。在客体性美学框架下,文学批评理论基于“再现说”,强调现实对作品的影响,批评是针对文本的客观解释与评价。主体性美学的确立,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转型,文学批评理论基于“表现说”,批评转向对作家的研究、评价并强调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对作品意义的决定作用。主体间性美学确立后,批评基于“对话论”,批评是阐释者与文本的沟通、理解,强调批评的历史性。     

论"天人合一"的艺术生命精神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与核心 ,是一种重化生的生命模式。它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华夏艺术生命精神的形成 ,即体写万物风姿活意的神韵意识、流贯性灵情思的主体意识和映射天人共感的宇宙意识。这种生命意识即是中国艺术弥漫遍布的精神特质之所在 ,也是中国艺术流转不息的无穷魅力之所本。     

迈向规范接受者的法理学——司法场域中法官和社会公众的主体性分析

规范意义应当是在立法者、规范文本和规范接受者的理想沟通语境中获得的.但由于威权主义法治观的局限性,行之有效的理论应是恢复、提升法官和社会公众在规范意义建构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从制度设计而言,法官不该是立法者而应当是法律解释者和富于创造性的造法者.而从事实阐释角度来看,法官不仅要是事实构成的有力建构者,更应该是生活事实的深刻理解者.社会公众是当然的(法律)规范接受者和意义建构者.     

中庸之道的现代经典诠释 --试析庞朴"中庸"视野中的"儒家辩证法"

中庸之道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思想要义.庞朴先生所建构的"中庸"视野下的儒家辩证法体系是中庸之道现代诠释的经典范例.本文从经典解释的角度出发,在分析了其学术与思想意义之后指出,作为经典解释它还是一种叙事性解读和工具性措辞,它展现了解释者之主体性与经典文本的内在活力之间的圆融契合.     

"神韵说"之系统观

神韵说,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著名的理论命题,就其精神内核而言,大致可以包括诸如韵味、趣味、兴趣、神韵之类的概念(当然,仔细分辨,各概念内涵仍有差异).这是一个曾经令理论家们相当困惑的问题.许多人试图从理论上对它进行阐释,然而结局每每不尽人意.鲁枢元同志曾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概括出"神韵说"的三个特性:1、它是一种形质之外而又超越形质的东西;2、它是一种语言之外而又超越语言的东西;3、它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无限("有"与"无"的无限),它的存在方式与观照主体密切相关.(参见鲁枢元《"神韵说"与"文学格式塔"》,《文学评论》1987年第三期.)应该说,鲁枢元对"神韵说"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诸如"超然象外,得其环中"、"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古人论述之精要.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而关于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是否存在固定的作品原意、是否存在适度的阐释,历史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但从各个派别对上述问题的阐述中,还是可能看出其间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其中,刘勰和葛洪提出的避免阐释者的"知多偏好"、"爱同憎异";新批评学派提倡的"作品的原意"就在作品本身;日内瓦学派倡导的意识批评,尤其是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为解决文学阐释的失度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从加达默尔的"游戏说"看文学意义的发展规律

当代哲学解释学大师加达默尔认为 ,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 ,不是游戏中的人 ,而是游戏本身。它作为一种纯粹的自我表现 ,是一个不断往返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游戏不仅实现了自我更新与变异 ,而且它还能使其自身作为一个意义整体被反复地去表现与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文学意义的发展规律来讲具有非同寻常的启示作用。事实上 ,文学也同样是在不断的意义变异中实现自身统一并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和存在的扩充的 ,因此可以说 ,作品的存在作为一个意义整体 ,已经超越了每一次阐释活动的特殊性而具有了一种普遍性。这就是艺术真理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变”与“不变”的意义辩证法 ,同时也是加达默尔“游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婚姻内女性意识的衍化——《手机》文本新释

刘震云的《手机》在通讯工具的统摄下以女性名字结构全篇。除伍月外,严朱氏等人均为婚姻中的女性。从表象观之,作品中"说话"的主体是男性,但其实作者言述的是说话方式与女性的关系。女性是现代性通讯工具发展下的受伤者、成长者、成熟者,最终成为过激者,在婚姻中的话语权随传话方式的改进被逼无奈地获具了充分乃至畸变的展现。因此本文以"说话"为媒介,以"手机"时代的于文娟和沈雪为中心,探讨了婚姻中女性意识的语言沿革方式,及它与现代性的联系。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西方文学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生成、发展的学理逻辑。本质而言,"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理论的批评化"的表征,而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研究文学的志趣转移则为理论介入批评实践提供了航标,"影响的焦虑"及读者意识的崛起强化了批评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参与价值,话语文本观念的强势生成及深远影响则为阐释的意识形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语境、批评主体、文本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大行其事。     

外延性、彻底解释与整体论——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三个维度

戴维森强调意义的解释不能基于说话者的具体命题态度,这决定了其意义理论解释路径的外延性解释模式.彻底解释为意义理论的确证提供经验证据.令人满意的意义理论应该对被解释者所有实际的和潜在的话语提出解释,这预设了意义理论的整体性.外延性解释模式提供了意义解释的客观基础;经验解释模式中彻底解释设定保证了主体间信念的一致性;整体论确保其意义理论的融惯性.这三个维度的阐释揭示了戴雏森意义理论的解释力和理论特色.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论陆九渊的伦理主体意识

陆九渊在论及"人以宇宙天地为己任"等到问题时,把人视为宇宙天地之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他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道德自律作用,进而倡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铸成理想的君子人格.本文主要从人作为宇宙天地之主体、道德认知体验之主体、道德实践之主体、君子人格之主体四个方面来探讨他的主体观.     

文化散文:历史书写中的历史与"自我"

历史,进入文化散文,往往没有正史的宏大规模,而是以历史的侧影、历史的碎片、历史的细节、逸事化的历史等方式表示的,并且具有可作当代性阐释的可能意义.散文的"历史"书写,其前提是历史要经由主体个人体验而被心灵化,其间活动着主体的面影和心志,呈现出基于客观的作者个性真实.     

《硕鼠》"逝将去女"正义

<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之"逝",注者多解作"誓"的假借,释义为表示决心的"誓言"或"发誓",这种解释值得商榷.根据<诗经>的用字体例,用"逝,往也"即"离去"、"逃离"这个意义来释"逝将去女",不但词义有据,情理通顺,而且同诗的主旨更切,于意更长.     

审美张力的叩求:从诗学视角看"朦胧诗"的意义向度

任何文本的审美张力都导源于言(文本)、意(创作主体意念)、物(客观世界)三者的意义错位而形成的意义间隙,"朦胧诗"正是这一诗学的具体体现.创作主体意念的突出与高扬表现了"朦胧诗"人对诗歌文本审美张力的重视,其所采用的一系列艺术手法使得他们有效而适度地调节并控制了文本、诗人意念、客观世界三者之间的意义间隙.其大量的成功之作在文本的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达到充分的和谐,隐性意义的适度隐度隐循使得其作品获得了强大的审美张力,具有深厚的审美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