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求真"理念

"求真"是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根本要求.如何做到"求真",它要求史家既要有品德、责任感和勇气,也要有史才、史学和史识,还应掌握征实求信的科学的治史方法.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求真"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点,它既是指一种史实之"真",也包含着一种道义之"真".     

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

一、"史学危机"与政治化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之学,其中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二者之问利用互补.其中经学为体,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根本所系;史学为用.在政治上它有鉴往知来的资治功能,在道德上它有褒善贬恶的劝惩功能.经史之问的这种体用关系,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功能层面,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运作.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上篇)

钱大昕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要求记事撰史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二战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二战以后 ,西方史学不仅完成了战前即已开始的新史学取代传统史学成为史坛主潮的变化 ,同时新史学内部也在不断嬗变与更新 ,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史学思想的变化和方法论原则的转换 ,扩大了史学的认识能力和研究领域 ,推动了新史学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变化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史学理论研究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

加强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以促进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成为"文革"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出版了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期刊,培养了一批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面对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史学功能的转向与史学勃兴

史学的取鉴资治和教化育人两大功能是针对社会成员的群体和他的个体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提出来的。从具体的史学实践看,为个体服务的史学相对于为群体服务的史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当代群体对史学需求不断削减而个体对史学需求又不断增加的社会里,史学勃兴的惟一出路是必须在服务对象上完成由以群体为主到以个体为主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光靠表达方式的通俗化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从"人"出发解释历史而不是从"物"出发解释历史,即完成历史思想的人性化。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史学研究质量论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研究的规模和成果的数量都是空前的.但如果仔细审视这种发展现状,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原因在于史学的研究质量还有改进的余地.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史学若想与时代同步,必须改变研究现状,在提高自己的研究质量上下功夫,以学术研究质量的最优化来获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下篇)

本文在上篇(见<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之基础上,对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之"知人论世","师古之是"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旨在揭示与展现钱氏史学之深厚底蕴与学术风采.     

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发展、近代性生长的宏观角度,考察了新史学、古史辨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史学思潮与日本史学的内在关系,探讨中国史学的研究者们对日本史学的择取、变异与吸收,同时特别注重对接受者运用日本的史方法、观念以及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史学自己的阐释,以至形成本土化的学术走向的考察.     

陆绍明与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

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因其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汇的过渡时代,而具有多个面相。与其时流行的否定传统史学的学术批判不同,陆绍明对传统史学虽也有批驳,但比较客观和理性。为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旧学"招魂",是陆绍明的学术志向所在。陆绍明在史学批评上的一大贡献,是他从深层次上提出了中国史学的五次变迁论。重绘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派格局,则是陆绍明史学批评思想中最有建树的地方。陆绍明将传统史学分为尚文派与重笔派,又从诸子与史学的关系入手,将史学分为九家和二十家,虽高明有余,但审慎不足,终究留下了一种不同于今天的史学批评观念,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在清季新旧学术价值观的交锋中,旧的学术话语虽明显处于下风,但陆绍明仍代表着传统派批评家发出了声音,使旧的话语体系不至于失语,因此在史学批评的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于辛亥革命之后,史学思想有所倒退,与其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大潮已渐行渐远。     

试论法律史研究的人类学进路

人类学的路具备三个标识:"文化寻根"、"文化比较"和"田野调查".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经过一代代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从而对法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广泛而独特的推动作用."礼失求诸野",中国社会尚有浩如烟海的档案及各种法律文书沉睡在民间,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整理;民众心里还存活着法文化的传统和因子,需要我们深入民间,采风问俗.走人类学的路,可以切实帮助我们拓宽法史学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促进法史学不断创新.     

王夫之的正统之辨

饶宗颐先生言:"中国史学观念,表现于史学史之上.以'正统'之论点,历代讨论,最为热烈."[1]1这话说得很对.在重视发挥史学经世功能,又以君主制为核心的古代社会,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很自然的.     

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正朔论与政治统治的更迭和延续

这里说的正朔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又被称为正统论、正闰论.其本质的内容与特点,是通过运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伦理道德、政治道统、文化传承等理论,来论证统治者的地位之"正".这种观念是古代政治思想在史学上的一种反映.从史学发展过程来看,正朔论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更多地表现为以"天统"来证明"政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地具有了新的形式与内容,文化修养、政治功业等因素被更多地纳入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考虑之中.     

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

本文分四个阶段回顾和分析了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其回响.认为近代以来,关于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应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认识.而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又是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近代以来外国史学的传入,既有中国历史学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

蒙文通本为现代杰出的四川学者,却与南宋浙东史学有着罕见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对南宋浙东史学进行了独到深入的研究,而且还从中领悟史学的真谛,促使自己的思想发生飞跃性进展,进而将之树为治史的"轨范",从而对其史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论史学社会化

史学社会化是历史知识借助生产者的实践和生产者向社会大众的传播而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它在史学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历史研究得以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建立起血肉联系,既可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可以为史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可惜的是,史学社会化的道路是坎坷的,很多史家将史学社会化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非学术行为,对此不屑一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却难以被满足.各种伪史学纷纷登场,哗众取宠,使人真伪难辨.     

经学与传统史学(专题讨论)

编者按: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它们之间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人们关于经义的探求不能离开具体的古今历史的发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