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纵向一体化经营与农户横向一体化合作——我国“三农问题”及其出路解析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从农业的特殊性出发,认为通过实现农业纵向一体化经营、大力发展农户横向一体化合作经济组织是发展农业、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真正做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双碳”目标背景下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启示及建议——以正大蛋鸡养殖为例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畜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有必要结合现代化生产技术、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依靠现代化科技管理,逐步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正大集团通过打造“政府+农民+银行+企业”四位一体产业组织模式、以低碳为核心的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和种养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的低碳、低能耗和低污染,推动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其他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正大蛋鸡养殖经验表明,“双碳”目标下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应当以龙头企业引领规模化发展,以低碳为核心推动产业链纵向一体化,以数字化为手段促进畜牧业高效发展,充分保障小农户的利益。     

组织覆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考察

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组织的重要特征.自成立以 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就强调提高基层组织覆盖面,以此增强在农村地区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垂直方向上的“延伸到底”,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从乡、村层面逐渐延伸到最为基层的 自然村,与农民群体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水平方向上的“横向到边”,使得基层党组织能 够覆盖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强化在农村地区的治理功能.以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的基 层组织建设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巩固了执政基础、提高了治理能力.围绕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心、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提高在农村地区的组织覆盖,成为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程中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合作组织是农民走向协作、互助和共生的重要途径。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竞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应该组织农民？我们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纯粹的“原子化”农民是不存在的,农村分户经营的农民实际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合作,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村合作亦日益加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政府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他们合作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中国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特点

通过对中国农村非营利组织的三个主要类型——社区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教育组织的描述和分析，论述了中国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现状，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非营利组织尽管具有明显的“官民二雨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不足，组织功能单一，农民参与率低，但农民的合作意识逐步增强，非营利组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中国农民贫困的政治因素分析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架构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现象：一是农民与市民相比政治权利缺失，没有权利和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二是农民政治素质低下、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形成了“等、靠、要”的政治态度，没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意识;三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去代表农民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使得农民在政治上“失语”，政治上的“失语”则又导致经济利益的受损。因此，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入手·也要从政治的角度考量。     

农民专业合作社关系变异及性质解析

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因异质成员侵入的变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典农民专业合作社属农业产业横向一体化组织,变异农民专业合作社属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组织,它们在组织属性、功能性质、控制结构、分配机制、利益关系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变异农民专业合作社无法替代经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尽管变异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我国农业产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基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要实现农民、农业、农村均衡发展,需要加强经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通过家庭农户的合作互助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实现我国农业适度规模、专业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最终实现农村自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     

关于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问题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广大农户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织起来,自主兴办了各种专业合作组织,这是新时期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只有充分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纳入正确的轨道。     

合作化时期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责任制的变迁——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

让农民“组织起来”是土改后中共农村政策的主旋律。农业合作化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为了协调各方的责、权、利关系．新的土地所有制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有效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责任制。文章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探讨了合作化运动中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责任制在合作化时期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其弊端，认为合作化时期的规模生产仅仅是小农经济的简单累加，并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赤峰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现状与对策研究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经合组织是代表并维护农民利益的直接组织。建立和完善这一组织,对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机制,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而有效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内在逻辑与制度表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体,《民法典》确认其特别法人地位,奠定了未来中国土地改革的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存续期间的先在性、组织职能的双重性、成员资格的封闭性和集体资产的公有性等特别属性,亦正是该特别属性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陷入外延边界不清、组织职能分配不均衡、组织内农民难以受益和面临市场风险等制度困境,亟需进行法律上合理的制度表达。应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并实现“政经分离”,适当剥离公共事业服务职能并强化生产经营性职能,在适度开放集体成员资格的同时设立成员双层结构,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破产能力,但应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及非经营性资产本身从责任财产范围中予以剔除。     

当代农民道义→理性→抵抗的心理变化路径分析

20多年，“三农”发展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脚印。“三农”经济有了发展；农民有了实惠；农业有了提高；农村有了进步。商业化运动中土地资源凸现的价值使“三农”出现了新问题，即失地农民的利益被最终侵蚀时带来的农民心理变化或扭曲。     

试论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的关系

近三年来,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其中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笔谈。张淑敏认为,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投入,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李长健、张锋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来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刘展宏认为,“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国家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消除对城乡关系认识中的一些误区,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杨风认为,表面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进程相互矛盾,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两者的宗旨和目的都是为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两者之间并行不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思考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农村“多余劳动力”和“伪装失业者”。近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逐年增加,而且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三大矛盾,即农民就业充分供给与有限需求的矛盾、农民就业人多与钱少的矛盾和农民就业空间扩展需求与现实就业空间缩小之间的矛盾。推行以农业技术创新为主线,以发展农业为中心,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为目标的农业发展战略,能够避开上述矛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良性转移。     

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问题:主要表现、成因及对策分析

农民利益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民主权利、社会保障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与尊重 ,这已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产生这一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要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 ,把农民利益的保护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农民利益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府责任

近三年来,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其中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笔谈。张淑敏认为,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投入,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李长健、张锋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来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刘展宏认为,“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国家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消除对城乡关系认识中的一些误区,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杨风认为,表面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进程相互矛盾,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两者的宗旨和目的都是为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两者之间并行不悖。     

恩格斯关于农民利益维护的意义、策略及当代启示——基于《法德农民问题》文本的研究

《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关于当时欧洲农民问题的集中探索和集大成之作,其中蕴含着丰富且具有现实指向性的农民利益维护的思想主张。学者们对这一文本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尤其侧重于小农问题、土地公有、工农联盟以及农村合作社建设等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年交汇点上如何更充分地保障农民利益是国家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一现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分析《法德农民问题》中所阐述的维护农民利益对推动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意义。从基本理念、经济手段和组织保障三方面分别阐释此文本中维护农民利益的关键路径。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对现代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反思,进一步揭示维护农民利益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实施和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启示。     

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

在改革开放之初,村民自治是农村主要的治理机制,它为农村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支撑以及组织保障,增强了农民民主素质,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及理论,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1]。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利益关系比之前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村民自治制度弊病开始在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村级公共组织以及村民之间权、责、利益关系的问题。应在充分肯定我国村民自治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2],探析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实践的角度探析问题存在的原因。     

以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挑战,我国的农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入世后,如何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可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农民完全可以通过参加合作经济组织来实现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因此,国家应重视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组织引导,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的战略选择.笔者认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进行农民综合教育培训的最佳载体,是实现和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之一.笔者通过分析其发展面临的思想困境、人才困境、法律困境和制度困境,指出了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有效途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