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数字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劳动的新形态,它除了具有传统劳动的一般性特征,还具有劳动过程数字化、劳动时空自由化、劳动观念虚无化等特殊性,其本质上依旧属于物质劳动和生产劳动。当前,被数字资本逻辑控制的数字劳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通过数据垄断加剧贫富分化;二是利用劳动和闲暇界限的模糊加深对劳动主体的控制;三是通过技术操控背离劳动属人性,这一切都扩大了数字资本控制劳动者的广度和深度,更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有超越数字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共享、劳动与闲暇相融合、技术反哺等方式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劳动有利于人发展的优势,方能推动数字劳动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数字劳工过度劳动的逻辑生成与治理机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新型劳动关系,带来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把过度劳动引向普遍化。基于数字劳动过程的特点,将平台经济中的过度劳动划分为技术型过劳、激励型过劳、收入型过劳和休闲型过劳四种类型,揭示其本质仍然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并进一步从劳动关系的松散化、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转向、劳动过程的数据控制和激励机制变革四个方面具体阐述过度劳动的资本逻辑,指明其带来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卷化、劳动者内部分化加剧和三重挤出效应等不良后果。在借鉴国外过劳法制化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对我国平台经济中过度劳动问题的治理之策,以助力劳资关系的和谐构建。     

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与出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批判

信息技术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必然会带来新的颠覆性革命,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数字劳动正在不断地改写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数字资本为载体的数字劳动也是驱动数字资本增值的动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数字劳动的治理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符码逻辑和物化逻辑,被技术拜物教捆绑的数字劳动者在主体性发展方面陷入能动式微、发展失衡和建构混乱的困境。将数字劳动者置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发现,数字劳动者只有彻底脱离异化和剥削,回归到以劳动为第一目的、以交往为第一需要的主体发展状态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个人本质的全部占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拒绝数字技术所引发的科技革新和社会进步,而是在广泛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克服数字劳动者的异化状态,充分促进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     

元宇宙数字资本的生成逻辑与风险治理

数字资本竞争的加剧,推动资本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催生元宇宙数字资本空间新场域。元宇宙的本质是数字资本的空间扩张、底层生产扩张与国际资本扩张,促进资本对空间的创新利用,扩大资本再生产并提高资本增殖能力。就空间与资本的关系而言,空间可以脱离资本而存在,资本却无法脱离空间独自增殖,资本的扩张须以一定的空间为其物质性载体。空间要素资本化与资本空间化是元宇宙数字资本扩张的显著特征。元宇宙的发展与生产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推动现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虚实相融”是数字资本生产的新业态。然而,元宇宙在提供数字资本发展新空间的同时,也暗藏资本无序逐利所招致的诸多风险隐患。面对元宇宙中未加规制的“蓝海市场”以及未曾开发的潜在高额利润,元宇宙可能成为数字资本剥削的新工具,发达国家或将借此扩大自身与数字弱势国家的“脱轨”,实现在元宇宙中的数字霸权与话语支配。在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和元宇宙的同时,主动进行数字资本风险管理,是元宇宙数字资本风险治理的辩证法。基于此,对元宇宙数字资本的前瞻风险治理,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统一有序、资源合理配置、发展集中力量等方面的固有优势,有效管控伴随元宇宙而来的工具性风险、脱轨...     

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及其价值追寻

正义是数字劳动需要秉持的首要原则,人类劳动的自由解放则是数字劳动正义的根本价值追寻,通过对劳动正义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逻辑下数字劳动引发的一系列非正义表征进行分析,可以明确数字劳动应该遵循的正义规范。数字劳动颠覆了传统劳动者与劳动的关系,挑战人类价值与尊严。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立场,重构符合人类自由解放本质的价值追寻,才能有效化解资本正义与劳动正义、物的正义与人的正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回归人的价值与尊严,实现数字劳动正义。     

主体还是用户？——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数字劳动的本质内涵再审视

“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范畴之一。数字劳动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脉络中存在着“结构研究”与“要素研究”两条进路,其论争集中于劳动主体数字化的论域中,由此体现出用户与主体的区别。用户本质上是主体与数字化媒介的结合,加之以数字化媒介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中主体与用户的动态关系。基于此种动态关系,“主体用户化”凸显为数字劳动概念的核心特征,并通过同时在场的三条演化路径展示出其社会历史内涵,即“数字化环境下的主体劳动” “主体数字活动即用户数字劳动”以及“主体数字劳动”。这一阐释方式充分说明了数字劳动的标识性特征,既回应了理论争鸣,又观照了社会现实。     

数字劳动中的隐私问题探析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劳动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形态,使得机遇与危机并存。一方面,“产消合一”的劳动形式突破了传统劳动时空的限制,非物质性的劳动资料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非雇佣性的劳动关系使得数字劳动更加灵活,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个性推荐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劳动数字化与数字化劳动使得一切要素都被数据所中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加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随着劳动条件的发展与隐私观念的流变,数字劳动中出现新的隐私困境,包括隐私边界的时空困境、隐私主体的认知困境以及隐私行为的自主困境。现阶段,人们需要积极探索数字劳动中隐私困境的可能出路,突破数字监控的隐形规训,从而实现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现实考量与实践转向

数字时代,劳动形态与劳动分工的转变加剧了劳动教育发展的现实复杂性。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提升数字时代学生创造性的劳动能力,促进数字时代学生健康劳动关系的建立。由于缺少经验、制度、物质条件等的支持,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发展面临价值理念失衡、教育性缺失、发生时空泛化等难题。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实现需要明晰劳动教育的发展方向,促成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内容体系建构,增进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正义。     

从产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劳动批判研究

劳动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我们不应泛泛地谈论劳动,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每一时代界划劳动的社会机制。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作为一种生产劳动,是由其与资本的交换逻辑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只有生产与再生产出其对立面时,才被视作是生产性的。由此,将一切具体劳动转化为可交换性的抽象劳动,资本实现了对劳动力的抽象统治。到了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抽象统治更为彻底,并且凭借数字网络技术,极大拓展了生产性劳动的区间范围,同时,借助占有逻辑与竞赛逻辑,实现了对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的无偿占有。可以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资本剥削更为深刻与彻底,因此,重提马克思"劳动解放"的自由愿景,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便显得尤为重要。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是数字时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现有对数字劳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的研究,存在“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不存在明确雇佣关系所以是非生产劳动”等错解和误读。研究数字劳动生产性问题,要以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为根本依据。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揭示,生产劳动的含义具有理论决定性、客观确定性和自然必然性,界定生产劳动概念要运用物质规定性标准和社会生产关系标准,生产劳动时间的相对缩短和节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向。我国生产性数字劳动的含义是生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少于自己消费的价值的、有益于社会的商品的数字劳动。要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正确认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数字劳动的各自功能及其内在关联,正确处理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数字劳动的相互关系。     

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

数字资本通过变物化逻辑为数字化逻辑完成数字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的建构,同时也以数字化逻辑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体系的重构。数字资本通过与数字技术合谋、与知识逻辑合谋、与文化逻辑合谋构建起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实现对消费世界的重新规划构建起符合资本逻辑的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技术逻辑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建构起智能主义为轴心的新技术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字技术优势构建起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案。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同时也为消解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提供了契机。     

数字时代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技术的崛起使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共契耦合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现实,由此形成的数字资本也成为超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资本发展的最新样态。数字资本在增殖和积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垄断的自发倾向和数字资本权力,数字资本权力控制引致了一系列消极异化后果。数字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厘清数字技术崛起的全面影响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发掘数字资本的出场逻辑,阐明数字资本的异化后果和消极影响,并在现实性和可能性之间尝试给出消解危机的解放策略和可能路径。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劳动及其异化分析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阶段,这使得传统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出现了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虽然是一种非雇佣劳动,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仍被置于资本逐利的需要中,表面自由的劳动背后隐藏着异化问题,数字劳动在劳动产品、劳动自身和劳动者三方面均存在异化。为此,需要正确对待数字技术与数字劳动异化之间的关系,探索新型数字平台组织形式,规范一般数据所有权,以期消除数字劳动异化,谋求数字劳动解放。     

数字社会形态视阈下社会治理的逻辑进路研究

数字化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化,催生了社会治理领域新的时代课题。回应时代关切,从国家宏观政策和已有研究视界的双重维度,阐释数字社会形态下社会治理的出场逻辑。突破社会治理已有的研究范式,以数据本体治理作为逻辑展开,提出了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等治理三原则,构建以技术层、数据层、应用层为一体的国家宏观社会治理架构,阐发了数智治理作为数字社会形态下社会治理逻辑归宿的基本概念、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从“劳动逻辑”到“消费逻辑”——资本权力形成的理论逻辑阐释

资本权力的阐释和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核。资本何以具有权力？这个问题是资本权力解构的出发点。学界的主流范式是,从“劳动逻辑”出发,以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视角诠释资本权力的生发原理,却忽略了“消费逻辑”在资本权力上位过程中的贡献。消费以异化消费的方式参与资本对权力的攫取,通过对需要的控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对社会阶级划分标准的重建,消费社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资本权力创生机制。在消费社会中,人异化为数据,由被动接受剥削转变为主动接受剥削,资本权力以这种新方式操控人。以劳动代替消费作为人们获取需要满足的手段,是消解资本权力的必由之路。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实质。在数字化时代下,新的劳动形式也应运而生——数字劳动。然而,数字技术在资本的渗透下,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动仍被资本逻辑宰制,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异化转变为数字劳动异化的当代形式,其异化样态越发隐蔽和深刻。对此,我们需要回归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唤醒人的类主体意识、推进数字资源共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扬弃数字劳动异化,促进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本质复归。     

金融—数字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

产业资本并不是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资本对自我增殖的无限追求要受到产业本身条件的限制。金融资本使资本增殖不必再经历资本与具体产业之间的形态变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形态变幻,而是完全在资本本身的范畴内就能完成,并促成了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从而从G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数字资本通过运用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基本特点,既能够将原本的非劳动行为重新定义、扩展为可以被剥削的劳动行为,也能够创造一系列新的、更便于被资本剥削的新劳动形式,从而突破剥削所受到的外在条件限制,从W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结合从G、W两个角度共同对资本逻辑进行扩展,使之能够与生产力发展全面脱钩。在这一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不再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