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城乡结构与地区经济韧性

本文基于2006—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数据，从人口、资本视角出发探究要素城乡结构与地区经济韧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口和金融城乡结构均与地区经济韧性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明持续推动人口或金融资源的城镇集聚，并不能持续增强经济韧性。而两者的协同度对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跟随城镇化步伐合理发展城乡金融，能有效克服经济脆弱性。异质性研究发现：最优人口城乡结构呈现“东>中>西”的现象，金融城乡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协调度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协同度是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强经济韧性的。据此建议，合理规划城乡发展需要均衡要素间的城乡结构，以保证经济系统健康平稳。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从人口红利的两个显著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两个途径提出理论假说。以中国1993—2012年的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EC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受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共同作用;在滞后期内,第二三产业总比重的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条路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从而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省级空间尺度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产出弹性在0.043～0.057之间;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经济联系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人口数量、城市化率、工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     

二元结构、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强化了原本就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乡村人口流动带走了乡村大量的优质资源。该文利用1996—2011年数据,构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和人口流动的协整方程,得出: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差异,而人口流动也扩大了城乡差距。因此,要构建引导城市资本、人才向农村流动的政策,以缩小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农户视角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因此，文章选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方法，采取来源于2013—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健康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十分显著，具体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及迁移人力资本极大地缩小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人力资本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导向方面的增量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增加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以及迁移人力资本；(2)更加重视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各项人力资本同时发力；(3)重视偏远农村地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等。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约束与解约束:理论与实证

通过将能源和环境污染治理引入生产函数,污染引入效用函数,构建“能源(Energy)—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3E)系统的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探讨在能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约束下,3E系统解约束的条件以及参数取值与约束“松紧”程度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 (1)人力资本是破解3E系统约束的关键变量;(2)时间贴现率的值越大,3E系统的约束越强;(3)可持续3E系统的均衡路径要求边际效用弹性大于1,且伴随着不断增加的污染治理投资份额;(4)高的边际效用弹性强化了能源耗竭约束,却削弱了环境污染约束。更进一步,利用中国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一些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中国的3E系统正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污染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显著;区域层面上,东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明显高于中西部,而能源消费的贡献显著低于中西部。     

健康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健康投资不仅关系到微观个体收入与支出,同时也影响客观经济发展。健康投资可以通过降低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损失,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能力,促进教育投资收益,实现和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等途径对经济发展产业影响。基于中国30个省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的影响,结果显示：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且贡献显著,但是健康投资的城乡不均衡也导致了城乡经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此外,教育性人力资本、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投资的增长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显著因素。     

新发展阶段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困境与路径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人口红利不是永恒的经济增长源泉,要正确认识人口发展新常态,加快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选择、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支撑。在新发展阶段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困境、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短缺、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人口分布的城乡阻碍与区域失衡等现实问题,因而,需要进一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活力,提升人口综合素质增加高质量劳动力供给,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区域协调发展。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公平的关系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越易引发尖锐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政府提出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针.有关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总是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相关联.事实上,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公平三者之间是一个关联整体,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公平产生的影响正是通过教育投资收益规律进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机制来实现的.     

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城乡交易成本差异、城乡储蓄与投资差异、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差异等维度出发,从定性的角度探讨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机理;并运用1992-2010年中国28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市场化水平、城乡外商直接投资和城乡人力资本等指标前提下,城乡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极为显著,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成立。文末就实现城乡金融均衡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利用PUA模型对金融服务贸易开放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现机理进行理论研究,并以中国金融服务贸易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协同效应处于稳态时,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最优关系。以此为基础,选取1985—2015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滞后四期)、金融业R&D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国有金融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而人力资本积累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呈随时间衰减的趋势。     

重庆秦巴山区人力资本的投入效率研究

针对重庆秦巴山区人力资本的投入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前人对人力资本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的基础上,以指标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为原则,通过加入人力资本的扩展Solow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重庆秦巴山区人力资本投入效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人力资本投入是有效的,健康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不足,且过于偏重物质资本投入,是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应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优化教育配套资源,增加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该山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应增加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构建平等的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还应从引入社会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积极举办人才与科技交流会议,引进各类人才团队,探索校企事业单位合作,培养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效率。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视角

“中国—东盟”地区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外循环的关键场所，为此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在传统经济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源自中国的基建投资、财政纪律等经济指标，加强了模型与现实的契合度，提升了模型的解释能力。研究发现：(1)传统的制度因素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没有显著影响；(2)源自中国的基建投资对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传统的基建因素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互为前提和目标，相互促进；(4)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会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据此提出实事求是、求同存异，依靠中国、基建为先，互惠互利、自贸先行，优势互补、产业融合，多线并进、相辅相成等政策建议，以期有效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     

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口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通过劳动力、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仅依靠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通过就业人口修正以年龄界限作为划分生产性人口与消费性人口的缺陷,得到有效抚养比,再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抛弃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和时间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得到能力抚养比。同时使用三个抚养比,对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仍存在一段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鼓励农村隐形劳动力转移,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深挖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需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研究

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验证科学发展观的合理性及紧迫性.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扩展,并引入资源约束发展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阐述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全局,促进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结论表明:资源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很重要的制约作用.如果经济中有足够的技术创新,充分发挥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就可以克服自然资源的稀缺和资源枯竭,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使得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视角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维度与受益维度测算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结合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年提高，且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更高。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减少地区劳动力流动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占比达到38.89%,劳动力流动中介效应占比达到20.94%。鉴于此，应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偏向，增加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以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人口回旋空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和作用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际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大,党中央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和形成新发展格局中需要更加综合的视角考虑中国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及人口空间分布等因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和独特优势。中国拥有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巨大市场效应,有利于促进和带来社会分工精细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而充足的有效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人才储备;巨大的人口规模也为技术创新和进步提供人力资本支撑以及市场需求条件;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广袤的空间回旋优势、利用区域间发展差异特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梯次转移,保持产业体系的完整和协调发展,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禀赋的配置。因此,即便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只要充分发挥人口规模巨大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等环节的联通枢纽作用,必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而保障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考察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基于1997-2003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城乡间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差距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而用来反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中,用人口户籍变换来表示的城市化水平的发展也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城乡有别的财政支出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发展前景

贸易摩擦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学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实证检验贸易与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绩效和经济增长收敛的异质性影响,并采用开放经济体增长收敛模型,考察"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及增长收敛的决定因素,可发现:"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GDP潜在增速将从5.5%逐渐下降到5.0%;由于老龄化导致人口增长逐渐由正转负,我国GDP潜在增速将从5.8%逐渐下降到5.0%。对外开放尤其是贸易开放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的前提条件,城市化进程和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经济收敛能力,而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我国要进一步开放和改革国内市场,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冲击,发挥城市化和人力资本的"双引擎"作用,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