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如何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政府干预和公众参与的协同作用视角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以2010年以来推行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和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与实际效果。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对绿色创新数量的作用;试点政策对行政等级高的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对绿色创新质量的驱动力远大于对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而公众参与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驱动作用基本相当;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存在异质性。     

绿色金融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市场-政府”双螺旋支持下的效力检验

借助《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政策事件,结合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基于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于国有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并改善市场主体的外部预期,这些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特别地,绿色信贷政策离不开“市场—政府”双螺旋的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科技支出支撑下,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城市的电商化转型能否推动低碳发展——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进步，城市电商化已经成为助力低碳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我国283个城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电商化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电商化显著减少碳排放和提升碳效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电商化对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城市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说明城市电商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效应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和提升城市的碳效率；进一步空间效应检验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不仅促进了本城市的低碳发展，还对周边城市有着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果为更好地发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效果并助力城市低碳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低碳试点政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空间双重差分的实证分析

全面准确地评估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对于进一步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20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生态效率产生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低碳试点政策不仅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而且对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中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促进了试点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在西部地区的政策效应最大,低碳试点政策仅在东部地区产生了显著为正的溢出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低碳城市建设是推动节能减排、实现中国2030年碳达峰目标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则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现有文献鲜有从网络视角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深入探讨。基于2005—2020年中国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构建了专利引证网络,以城市专利引证和被引证数量分别表征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水平,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Time-varying DID）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而识别了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来源、靶向目标和参与主体。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DID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也促进了跨区域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且对高行政级别城市及其周边的试点城市影响更强;该政策对高污染行业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更加明显,且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强于科研院所等非营利机构。     

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绿色金融发展能否提升城市碳生产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283个地级市所构建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城市碳生产率的提升，且对邻近城市碳生产率提升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从区位角度来看，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环境规制压力较强的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互联网发展程度较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的城市。（3）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环保意愿，进而对城市碳生产率发挥正向影响。因此，广泛实施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政策，并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城市低碳转型。     

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在双碳目标战略时代背景下,探究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的溢出效应,对于加快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低碳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探究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采取倾向匹配得分、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低碳政策会对家庭农场新增创业数量造成冲击,该影响主要受到调整产业结构、制约经营规模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政策的冲击效应对种植业区、东部地区、粮食主销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尤为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低碳政策的环保规制压力有利于弱质家庭农场的有序退出,助力“以量换质”目标;低碳政策若与电子商务试点共同实施,则会削弱其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的影响,提升乡村创业韧性。     

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研究

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以2007-2021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链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信息传递的学习与协同效应及竞争争胜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主要是由下游的客户拉动。外部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是促进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重要情景因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高管绿色环保认知水平较高时,产业链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联动以及政府补链、强链、延链提供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吗?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利用2012—2017年我国281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加强环境监管和优化资源配置两条渠道推动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从推进审计工作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制定环境监管法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水资源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水资源的紧缺和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我国自2016年开始,率先在河北省实行水资源税试点,随后在2017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至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的实施,对于重污染企业的环保转型和绿色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2014—2021年中国上市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论显示：水资源费改税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了有效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实施水资源费改税更有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发明型专利数量的提升,对于国有、高市场化地区和高耗水行业的重污染企业,水资源费改税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从加快推进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完善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提出水资源税费改革和企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工业污染物净减排效应

基于2001—2018年中国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2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工业污染物净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安慰剂检验和DID估计做稳健性验证。研究发现:（1）天津、南昌、贵阳、昆明、镇江和遵义等六个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降低;（2）低碳试点政策使厦门和镇江的工业SO₂排放强度以及宁波、青岛和镇江的工业烟尘排放强度显著下降;（3）保定、石家庄和乌鲁木齐的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提高;（4）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种类异质性,工业废水减排效应最显著,工业废气的减排效应次之,工业固体废物减排效应最弱;（5）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行政等级对低碳政策效应均产生影响。有鉴于此,认为应该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治污减排技术的应用推广,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实现治污减排与经济发展和谐共赢。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绿色发展绩效——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基于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邻地”（本地及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本地效应而言,伴随绿色发展绩效分位点的上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也随之增强;就邻地效应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溢出随地理距离增加呈现“W”型冲击,并且溢出范围大致在360公里以内。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人力资本空间流动、加强交通网络共建共享、提升绿色创新研发水平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增绿色发展绩效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显示,江浙沪地区、大型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地区以及专业化、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边际溢出红利更为强烈。本文结论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及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否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而绿色技术创新在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绿色物流效率的过程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省份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资源型省份的绿色物流效率尚未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应大力推进物流业碳交易市场的完善,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针对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资源禀赋的省份实行差异化政策,从而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并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