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栏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教育研究

马栏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式的不断壮大,为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党组织通过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推进师范学校教育、举办干部培训班等途径,对干部开展了有效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形成了红色“马栏精神”,也为全国红色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优良的干部队伍。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本文以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 ,深入研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一革命道路代表了近代中国最广大人民政治上要求当家作主 ,经济上要求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根本利益。我党首先在根据地范围内满足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这两大根本利益 ;并且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 ,开展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 ,将这一革命进行到底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最终在全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这两大根本利益     

革命政治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现代政治主体表现出鲜明的建构性。维新派、国民党都先后尝试运用党派政治学说培育政治人才，将政治教育作为撬动政治革新的杠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仅靠上层政治变革难以改变国家命运，而将关注焦点转向社会基础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是倡导社会改造和政治革命的知识体系，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学术教育活动与党的组织建设融于一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知识更新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从而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进步锻造革命先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体系，而是政党组织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政党组织发展的行动策略。     

孔子的教育政治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的众多论述，应置于教育政治学的视角之下，重新予以评价。根据教育政治学学科的特定研究范围，上述论述可划定为孔子的“教育政治学思想”。孔子主要论述了教育与政治主体、教育与政治文化、教育民主化问题。孔子的论述虽然还谈不上使教育政治学学科化、体系化和系统化，但为中国教育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具有开创意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

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乃是创建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国情,通过汲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变革实践相结合视域中成就了系列性的政治理论著作,进而又在政治理论著作中呈现出“阶级论—革命论—政党论—国家论”的叙述结构及其“革命话语体系”,全面而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有助于推进当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坚持以社会为工厂 开展外语教学活动

在以社会为工厂、开门办学过程中,外语教学如何进一步落实“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我们在教育革命中碰到的突出问题。过去,由于“外语特殊论”在部份干部和教师中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虽然走出了校门,但教学活动与三大革命实践相脱离的现象总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广大工农兵学员和教师提出许多革命建议,我们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安排     

“比较政治与政治文化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武汉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比较政治与政治文化研讨会”于2011年12月10—11日在武汉举行，这也是政治学恢复以来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单一专题的研讨会。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下提出的，在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中，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其中，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教育，突出反映了当时党领导现实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进行党的建设的现实需求。在这样的语境下，延安时期的历史教育，按照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不同，呈现出从“国史”到“党史”的变化，也体现了这时期党的历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联价值。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新富农阶层的认知与诠释

新富农阶层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鼓励发展生产而出现的新阶层。作为阶级成分的新富农阶层，一方面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成功实践的表征；但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下应当“革命”的对象。作为客观存在的新富农，他们是通过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共在坚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原则性的同时采取灵活性的方式，将政治坚定、经济贡献突出的新富农群体解释为革命的富农，最终实现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由质疑向认同的转变。     

论孔子关于礼的认识

孔子的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发展的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对于后世政治学说的发展和统治阶级政治实践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以孔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儒家政治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确立为正统思想。鸦片战争以来以孔学为灵魂的“中学”也一度顽强地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     

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及其发展

政治学是政治现实最直接的反映。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日益明显的发展趋势给政治带来的巨大变化 ,也必然引起政治学范式及其研究的重大变化。从以阶级、阶级斗争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学向以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学转换 ,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最集中的体现 ,也是当代政治现实最迫切的要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创立——学习毛主席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体会之一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崭新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体,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军队,准备干部,建立政权,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这一光     

苏中公学与苏中区军政干部的培养初探

苏中公学是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直接领导下的唯一一所干部学校。苏中公学办学时间共两年，在敌后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学校调训干部和吸收知识青年，通过思想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参与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及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参战支前等形式，为苏中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从而推动了苏中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同时积累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办学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展开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为唤起其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围绕着阶级斗争、土地革命两大问题,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农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铺开。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应该以解决不同时代的中心任务为目标;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制定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容和传播方式;必须将维护和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了十多个抗日根据地，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洪流。中国共产党直接担负着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领导责任，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遵循的原则、完成的任务、采取的方式。抗日根据地文化继承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它的直接源头是苏区文化。党和边区政府实现了有效的文化控制和文化整合。文化社团、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文学和艺术事业的建设为根据地巩固和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政治为核心、为战争服务的战时形态文化。大众化风格、“军民共建”形式、行政干预为动力、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为重要特征。     

试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建设

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教育建设,并将此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主要工作大力发展,主要包括小学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党员及士兵教育四个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建设,不但提高了群众、干部、党员及士兵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而且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政权,为其继续存在、...     

冬学与山西根据地乡村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在以往宏大的革命叙事背景的视角下,根据地新权力阶层长期在研究者的视阈中失语。作为根据地乡村新的有权阶层,冬学为他们提供了革命思想启蒙、觉醒、成长的环境。乡村新权力阶层的形成,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生态的重构,使中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组织真空,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干部储备。     

试论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结合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不仅为当时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建设研究

财政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巩固政权和开展军事斗争的物质前提与保障。东江革命根据地作为全国最早建成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从成立初期便高度重视根据地财政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随着东江苏区的扩大和发展，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以没收反动派财产、募捐、临时征发、税收为主要财政来源，以政权与军队建设、改善工农生活、根据地建设为主要财政支出”的财政收支体系，为后续东江抗日根据地财政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三种不同的文化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教育，即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国统区的反动专制教育和根据地为抗战服务的人民教育。这三种不同的文化教育是执政者不同政治主张和军事策略的反映。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为争取民众，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