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权力与权力的网络:论网络平台的权力生产

网络平台链接了现代社会主要的行动者,并集聚了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超级媒介,对权力生产与社会权力格局造成深刻影响。基于对数字网络进行塑造和控制的丰富方式,平台掌握了网络准入权、网络规范权、网络控制权、网络建构权等四种权力形式。为了在更广泛的数字网络中连接个人、组织、资源和思想,网络平台通过纵向发展,强化了内容控制力、数据掌控力、市场支配力;通过横向发展,强化了对各类资源、资本的组织力与整合力;通过多元发展,强化了行为规范力与认知影响力,从而建构出立体化的权力网络。平台权力在技术性权力、组织性权力与认知性权力等属性上,具有传统媒介权力的特征,但也表现出网络性、智能性与超国家性等新型属性特征。网络平台拥有的权力源于其作为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是基础设施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基础设施化必然产生的结果。     

媒介化治理：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媒介化治理亦即治理的媒介化,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为一种媒介技术和制度化与社会治理体系互构的过程,其实质是媒介提供并控制治理资源配置。作为乡村媒介化治理的新阶段和基础设施,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主要表现在公共空间生产、制度性力量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化三个层面。循此逻辑,面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发展乡村“新基建”、提升乡村社会媒介化进程,加快县级融媒体平台的用户和文化建设,创新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构建乡村新媒介公共空间,是县级融媒体发挥媒介化治理作用和功能的必然路径。     

构建认同：智媒城市地方感的回归路径与主体性重建

智媒城市区别于传统都市主义的空间传播机制,其地方感呈现出虚实场景交织的感知动态化、个体情感体验的微空间化、社会互动参与的权力可塑性及身体与空间的分离错位感等新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人与城市空间的认同感——可沟通程度。从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空间转向”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将智媒城市空间的媒介沟通功能作为其地方感形成的起点,运用自然空间修复器的场景化实践、人文空间承载物的意象性表征,以及社会空间日常化的公共性再现等实践路径,来建构和形塑人们对于自然空间的环境认同、人文空间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空间的身份认同。而人在地方感回归的过程中,也要努力发挥其主体性反制作用,以人本主义实现与自然空间的“超链接”,与人文空间的“再部落化”及在社会空间中的“具身公共性”,建立起与城市空间的深度情感连接。     

数智时代的“亲密”:媒介化亲密、亲密资本与亲密公众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媒介的迅猛发展与日益普及，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类社会迎来了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就连人们日常的“亲密”也被重新定义和形塑。聚焦数智时代的“亲密”,本文从可供性的视角出发，探讨当前以媒介为中介的亲密与媒介化的亲密。通过梳理归纳亲密资本与亲密公众的相关研究，理论性地阐释媒介逻辑以其强大的穿透力日渐跨越公私间的边界，实现媒介的传播功能、符号功能与经济功能，并参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建构。秉持社会资本与劳动的双重理论视角，进一步考察数字亲密公众的培育、动员及其互动实践，从而概念化新媒体环境中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并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结构相勾连。     

分布式社会的再组织：基于传播学的观点——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中协同创新理论的实践逻辑

随着新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生活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实践半径不断扩大,社会圈层逐渐打破,传统的组织关系正在弱化和解构,呈现出分布式社会的鲜明特征,由此,如何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便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显然,新媒介正在以新的连接、新的标准和新的尺度构造新的社会,实现社会的再组织,这是社会深度媒介化的典型特征,而传播技术在这个深度媒介化进程中扮演着“核心序参量”。因此,在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的“连接与再连接”中如何构建“自组织范式与多元共治”协同创新的演化路径是其中的关键,而“以人为本”既是未来传播时代不变的底层思维,更是检验未来媒介化社会能否协同创新、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标准。     

基于截屏界面的媒介实践与空间转向研究

截屏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和技术使用的透明性,至今仍处于概念模糊的状态,作为一种“隐形”的数字文化现象游离于学术研究重心之外。截屏行为可被视为“空间化”的过程,即在日常生活中基于界面以空间面向为主导的媒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的媒介实践转化为三个不同维度但有所重叠的空间形式,即复合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对于第一层的复合空间而言,基于移动设备的截屏穿梭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此时是一种由“实”到“虚”的转换;而对于第二层的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而言,截屏则是通过虚拟空间“增殖”实现“人—人”的连接,从而实现关系/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     

物质性：媒介技术理论化及其与数字媒介研究的勾连——基于媒介理论与STS之比较

文章运用概化关键词的方法,通过厘清“物质性”概念,爬梳关于媒介技术的两种理论范式,及其与当下数字媒介技术研究的勾连。媒介区别于一般物质技术具有的二元性特点,即象征性和物质性,是人类意向与技术物同源共存的连续统一体。媒介理论通过彰显媒介的物质性发展出一种技术阐释的方法,强调作为物本体的媒介具有形塑文化的能动性;STS则通过质疑科学的物质性将技术本身问题化和去本质化,深描技术物与社会实践相互建构的过程。技术阐释与社会建构两种范式的对话推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出现一种物质性转向,具体表现为从软件研究到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的演进脉络,文章建议关注这一丰富的知识场景,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平台化进程的实证考察中。     

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化危机理论与方法

危机的"媒介化"特指危机与媒介的互动效应,包括媒介全面改变危机存在的社会与文化生态、媒介传播加速危机发展的网络化和权力结构变革、媒介逻辑深入渗透危机发展全过程的趋势,是当下一个重大的时代性挑战和社会性议题.从"关系"视角理解并应对这一特殊现象,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化危机"冰山结构"中"关系"的"枢纽作用",进而探索"意义共建"作为化解媒介化危机"关系性损害"的方向性路径,最终明确媒介化危机中"关系结果"的操作定义和测量方法.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化危机理论和方法研究,是对现有危机研究框架的突破与深化,亦为深陷媒介化危机的权力机构、企业组织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     

民主转型中的泰国创新系统：一个空间生产的解释框架

创新系统是创新要素及相互关系的集合。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研究认为,创新过程是以知识生产、使用与扩散为指向的权力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多元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国家创新系统是在国家边界范围内(指向于创新)的空间生产系统网络。不同的国家创新系统具有不同的空间生产关联结构,呈现驱动因素、作用逻辑和结构特征的异型化。通过对处于“民主”改革浪潮下的泰国国家创新系统空间生产驱动力、作用逻辑和结构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内嵌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耦合性关联。从空间生产视角研究国家创新系统有助于丰富创新系统理论,也有利于给同处于转型发展的中国创新系统带来空间性提示。     

布迪厄“婚姻策略”概念评析--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视角

布迪厄从“规则”到“策略”的转向,赋予婚姻以实践意义,超越了结构主义亲属关系的范式。在布迪厄那里,场域是策略运作的关系空间,习性是策略运作的转换媒介。婚姻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结构,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策略,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布迪厄反对简单地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婚姻行为,他的“婚姻策略”概念是社会学研究婚姻与家庭领域的新视角。     

工具与政治之间：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日常生活化转向研究

意识形态的表达、展现及传播与网络传媒技术紧密关联,在深刻透析网络传媒技术本身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学术难点基础之上,结合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解读,判断出在网络媒介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本身,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消解乃至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而且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从而,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有了“日常生活化”转向.这意味着“媒介化生存”已成为许多人“在世”的方式,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空间和“生活化”的符号消费.     

数字文化逻辑下短视频对影视作品的“再媒介化”研究

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再媒介化”不啻于内容的直接移植,并且蕴含了媒介之间信息组织逻辑和视觉呈现方式的辩证协作过程。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娱乐的视听文化资源,在技术赋能和网络空间的收编下逐渐成为可供短视频制作者操作的数据集,进一步,以资源重组的方式完成短视频化书写,这种数据库逻辑是数字文化时代“再媒介化”的底层架构系统。另外,短视频作为一种数字文化的交互界面,具备“超媒介性”的文化特征,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化也意味着将旧有视听资源导入到多媒介信息呈现和动态性共生网络的数字媒介环境中。     

媒介可供性：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

社会化媒介的某些特征有着左右人类情感的特殊效应。以媒介可供性为理论路径的粉丝文化研究旨在以一种“技术—文化共生论”视角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以何种途径和方式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培养作为准社会互动的粉丝实践的情感效应,以及如何将算法逻辑融入粉丝社群的情感形成机制之中。以微博为例,粉丝被微博平台进行自我赋权、社群赋权的同时,平台深度介入社会化媒介语境下粉丝群体情感氛围与情感结构的构建过程,迎合并放大了粉丝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社交平台通过算法传播背后的数据行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使粉丝的情感表达成为娱乐工业、平台及背后的互联网资本量化的数据,当数据成为衡量粉丝与明星之间情感纽带的价值尺度,数字资本也随之加快了对社会文化的渗透。     

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的秩序转换

作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替代性理论,沃格林的“天下时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刻画了人类文明的秩序变迁：从“治出于一”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核心是精神与权力的分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对峙及其张力。秩序本性从“社会的宇宙化原理”转向“社会的人化原理”;秩序的担纲者从“前天下时代”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帝王转变为文明的精神担纲者——圣贤、先知、哲人。这些转变的核心是“精神突破”,在具体社会不再能够承载生存意义的状况下,它指向以人的内在心性承受超越体验。     

成人教育教学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以成人教育教学的施教过程、媒介传输过程、受教过程为基点,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成人教育教学过程问题,以期能够对成人教育教学的“社会性”作出更加详实的阐述,并为成人教育教学过程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视角。     

全球消费与底层反抗——山寨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全球化的扩展对个人生存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消费社会对于形塑个体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将山寨这一实践现象放置于消费社会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理解,山寨实际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社会中底层消费群体的"拟像",同时也被整合到整体性消费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过程.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山寨化与麦当劳化构成了整体消费社会中弱势与强势阶层的两种行动方式,山寨是底层消费群体反抗的一种弱武器.     

重释批判传统与启蒙精神：福柯晚期直言哲学的两个维度

“直言”概念是考察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希腊语中“直言”一词本意指民主政治下的“说真话”实践,福柯借助康德的启蒙论说将“直言”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福柯哲学立足于康德启蒙观所开启的现实性面向,批判现代技术化社会及其治理模式,揭露现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人之主体性的丧失,而后以“直言”作为哲学话语的真理形态与运作方式,让哲学真理不再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现成知识或有待主体去服从的先验律令,而是具备某种实践品质和批判精神,并通过“肉身化”的方式转化为主体自身的伦理品性或人格气质,使主体具备勇气与智慧,将生活展现为一场自我考验,从而实现从康德启蒙观中的知识主体向伦理主体的转向,以及治理实践从权力的宰制性控制模式向自我实践的介入模式跨越。     

教育技术的变迁与学习的变革

张义兵撰文指出,从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史的宏观视角看,可以把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分为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前学科时期”,以视听媒介应用为代表的“电化教育时期”,以数字化媒介为代表的“信息化教育时期”。这三个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不同的社会大背景下,教育、技术与学习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方式。教育技术的变迁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与之相应的是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学习变革,即面向过去的知识复制式学习,面向现在的知识重组式学习,面向未来的知识创新式学习。     

“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媒介环境学对技术认识论的争论

媒介环境学对媒介技术之于人类认识的作用充满了争议.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技术究竟是“放大”抑或“遮蔽”了人的认识.然而,仅仅从媒介的“尺度”或技术属性中无法全面解释人类的认识机制.实际上,要走出技术认识论的理论误区,解释媒介技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延伸”或“遮蔽”的“二重性”问题,就必须摒弃对媒介技术的“尺度”与人的”类本质”的迷恋,从而深入认识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具体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