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在总结贫困地区致贫基本原因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相关因素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出劳动力数量、流动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的长短、流动的稳定性、流动区域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

文章利用在西部地区8个样本村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比分析了农村外出打工者外出前后自身变化,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本身人力资本的形成存在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发挥流动对人力资本的正面作用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现状至关重要。     

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与配置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迅速增加,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配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劳动力流动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优化配置,而且有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也加剧了企业之间对人力资本的竞争,并以此促动了企业的用工制度改革。但是,劳动力的不均衡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造成了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巨大差异及一定程度的人才浪费,使企业面临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与人力资本流失的矛盾。而对这些问题,不仅应该在政策方面进一步放宽并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而且应该从各个层面与角度重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培育。     

劳动力流动视角的人力资本效应认知

人口流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制度变迁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在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累积效应在正反两个层面呈现多元态势。同时,劳动力流动引致区域间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差异。“民工荒”现象从侧面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效应空间依然很大。     

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四期混合截面数据,以农村老年人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中位数的40%测量经济相对贫困,实证分析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罹患慢性病不仅没有增加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反而使他们陷入经济相对贫困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10.74%,农村老年人罹患慢性病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负效应,而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损耗的身体再现。不同的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罹患血脂异常、心脏病和哮喘的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发生风险越高,罹患关节炎、肾病和肺病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越低。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的政策启示在于：积极看待慢性病带来的负面效应,慢性病发生的背后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的具体反映;政府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有助于降低农业劳动对劳动力身体的损害,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导致的慢性病患病率;加强农村老年人...     

城乡劳动力流动与迁移回报率

本文从微观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应该将迁移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单独进行考察。通过讨论迁移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发现与教育投资相比,迁移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率,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村劳动力选择迁移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要改变中国二十年来农村劳动力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为特征的循环流动。必须尽快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     

湘西州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探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于地区差距、城乡差别及人多地少等原因，湘西州农民到城市、到发达地区务工。这一现象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存在着消极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探讨了家庭决策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回流会降低流入者的现存失业率进而拉低城镇总体失业率。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作者对城镇失业与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就失业概率而言,农村流入人口远低于城镇居民;镇居民低于市居民;女性高于男性;年轻组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体最低,但高校新近毕业生却较高。另外,区域发展模式影响其失业模式。失业水平在东北、武汉、重庆老工业基地出现了本地居民、农民工和总体均高的三高模式,在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高、农民工低和总体居中的高低中模式,仅在国有、私营、和三资企业平衡发展的华东沿海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低、农民工低和总体低的三低模式。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社会网络视角下劳动力流动的机理与效应研究

社会网络在劳动力组团式流动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从劳动力效用函数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网络对于组团式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采用“蛛网模型”研究了在社会网络的作用下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情况,结果发现：社会网络通过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主要表现为加快了劳动力的“异地流动”,而减缓劳动力的“易地流动”。最后,通过微观数据和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统计得出,社会网络确实对劳动力流动以及组团式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经济开放对中国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拓展了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力流动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对外贸易、FDI弱化本地劳动力迁出倾向,对外地劳动力产生拉力,相对而言,对外贸易比FDI的影响更显著;生态环境、工资水平、产业结构和社会网络也会影响劳动力的迁移选择。为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减少候鸟式迁徙劳动力的数量,政府应深化制度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程度,优化产业结构,搞好生态文明建设,以便继续保持对外贸易和FDI占全国比重不断上升的态势。     

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

文章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从横向看,中国城市化率还偏低;从纵向看,中国城市化低于工业化的偏差正在扭转;从结构看,劳动力仍较多地聚集于农业生产,是资源配置的最大错位.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最大特点是在打破城乡要素分割的基础上实现的.但由于受到就业、生活、交往等多个层面的社会排斥,大多数农村流动劳动力未能实现稳定定居,处于"半城市化"阶段,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会加快,统筹城乡成为公平发展的要求,这些都给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模型的建模原理与参数估计方法,运用GAMS程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增长,缩小了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但区域内人均GDP的差距并未明显改善。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但常用于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FGT指数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方法,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使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避免传统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无论城乡,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平,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下降趋势。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分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口,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研究

近年来,劳动力在地区间抑或城乡间的流动成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乃至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与规律来看,这种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然而,在中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何种特征？与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共性？又具有哪些差异化的内涵特征和理论含义？这构成本文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这一领域的不足乃至空白的现状,更期望为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福利效应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并有所启示。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基于江西省四个县农户调研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商品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本文使用近期的农户调研数据考察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计量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务工户与非务工户之间的农业商品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将农业生产按要素密集程度进行划分后,才发现成员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务工户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率有了提高,而其它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率则显著下降了。此外,我们还发现,农地市场及农村信贷市场发育对农户农业商品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