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物质剥夺视角下的农村绝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物质剥夺视角下构建农村家庭致贫机制框架,使用河南和陕西两省农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物质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总样本中有35.92%的农户至少在一个维度上发生物质剥夺,在发生物质剥夺的样本中,其平均剥夺维度数为1.53。在所有六个维度中样本农户在住房和医疗两个维度的剥夺比例最高。农户物质剥夺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尽管较高的家庭收入有助于降低农户物质剥夺发生概率和剥夺程度,但当充分控制其他经济资源和基本需要因素之后,家庭收入对物质剥夺的解释力度显著下降。回归分析发现除家庭收入之外,家庭资产存量、医疗保险、信贷支持和政府救济在缓解农户物质剥夺方面均能发挥出积极作用,而成员较差的健康水平及发生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则会显著提高农户陷入物质剥夺的可能性及剥夺程度。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框架在识别绝对贫困农户方面存在较大的偏误,单纯的收入救助也不足以帮助绝对贫困农户真正脱贫。除了收入扶持之外,在农村减贫政策实践中还应当重视提高农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信贷和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降低健康冲击对农户福利的负面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在总结贫困地区致贫基本原因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相关因素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出劳动力数量、流动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的长短、流动的稳定性、流动区域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四期混合截面数据,以农村老年人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中位数的40%测量经济相对贫困,实证分析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罹患慢性病不仅没有增加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反而使他们陷入经济相对贫困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10.74%,农村老年人罹患慢性病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负效应,而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损耗的身体再现。不同的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罹患血脂异常、心脏病和哮喘的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发生风险越高,罹患关节炎、肾病和肺病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越低。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的政策启示在于：积极看待慢性病带来的负面效应,慢性病发生的背后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的具体反映;政府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有助于降低农业劳动对劳动力身体的损害,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导致的慢性病患病率;加强农村老年人...     

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8个调查年度的数据,基于能力方法的视角,选用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3个维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动态多维度考察,结果发现:(1)相对于单一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程度更为严重、波动性更大,贫困人口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明显,其中教育贫困尤其严重。(2)尽管农村与城市之间收入贫困趋于收敛,但近年来农村多维贫困对全国的贡献度高达80%以上,城乡间多维贫困差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3)指标等权重情形下的多维贫困随时间推移呈平稳快速下降态势,其中生活质量改善对多维贫困下降的贡献度最大。(4)就影响多维贫困的外在环境因素而言,东部地区的多维贫困下降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家庭中劳动力及户主的特征也对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文章探讨了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中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理论框架,采用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2010-2016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此外,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我国普惠金融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作用存在某一拐点值,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拐点值后,减贫效应不断增强。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对经济干预、人力资本与交通基础设施都具有减贫效应,而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不利。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也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干预将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但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干预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作用不显著。但两大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全国样本相一致。     

学历提升与居民幸福感——来自CFPS微观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

幸福是个体价值追求的重要维度，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跨期匹配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2SLS），从辩证统一视角考察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前学历提升引致的正向激励效果超过了负向抑制作用，使得学历提升总体上增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2）机制检验表明，收入增长效应和地位获得效应是学历提升增强居民幸福感的关键路径渠道，但学历提升同时也会通过教育错配效应和健康损害效应降低个体幸福感；（3）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在已婚、低信任度人群中学历提升的“致幸福”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学历提升的负向抑制作用在就业正规化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下能够有所缓解。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突破了传统单一视角的逻辑束缚，采用更为科学的因果效应识别方法，从正反两个维度系统探究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潜在影响，同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增长、地位获得、教育错配以及健康损害四大机制路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关于该问题的认识。基于此，文章认为，降低教育错配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教育回报率，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以及加强就业正规化建设等是提...     

教育效能和结构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教育效能、教育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并利用2000～2010年西部地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贫困流动性较弱,存在持续贫困的现象;由于教育质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权衡替代,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不显著;教育质量对城市减贫的作用比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为显著;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西部农村贫困减缓具有"门槛"效应,且现阶段教育效能对农村减贫的整体作用为负。由于离技术前沿距离较远,中等教育对西部城乡减贫的意义更为显著。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但常用于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FGT指数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方法,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使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避免传统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无论城乡,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平,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下降趋势。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分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口,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家庭照料的影响

如何缓解家庭照料压力、弥补老年照护人力资源短缺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2015、2018年数据，并与相应年份地区统计年鉴数据匹配形成四期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照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护理保险显著挤出了家庭提供的老年照料时间，使试点地区失能老人家庭提供的日均照料时间下降44.8%，显著缓解了家庭照料服务的压力。（2）从动态效应看，长护险的政策效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且随时间变化呈增强趋势。（3）长护险对缓解重度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压力更为显著，城镇地区的政策效应强于农村地区。（4）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伴随着家庭转移支付的显著下降，但减少了子女提供的陪伴和情感联络。（5）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以损害中老年人的健康为代价，且降低了其医疗服务的利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老年人的健康。文章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缓解家庭照料压力的基础上，应重视对家庭照料功能的支持，促进子女对老年父母的陪伴和情感联络。随着长护险制度不断扩面，着重推动农村地区...     

农村老年人口绝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物质剥夺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基于物质剥夺视角构建了农村老年人绝对贫困形成机制框架,利用来自河南和陕西两省216个村庄的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五个维度的物质剥夺指标对农村老年人绝对贫困进行了直接测量,并进一步系统考察了经济资源和基本需要两个层面的因素对老年人绝对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在住房和医疗两个维度的剥夺比例最高.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手段并不能准确识别出实际经历物质剥夺的农村贫困老年人.除了收入之外,不同类型的家庭资产、 信贷支持、 政府救助等其他经济资源都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物质剥夺状况.而独居和负面健康冲击则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剥夺发生率和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