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治理的双向赋能：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增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现有研究多探讨一般意义上和日常状态下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对应急状态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和这一过程对党建本身的促进作用关注不足。在阐明党和社区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过程中“双向赋能”逻辑的基础上,文章立足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的结构功能优势,结合应急防控中的“党员先锋队”案例,勾勒了这一逻辑在应急情境下的运行机制框架。应急状态下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双向赋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总结其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优化社区常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逻辑与进路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市基层场域中的治理重心下移实践呈现出政党嵌入式治理、网格精细化治理、多元共建式治理等模式,它们在实际运行中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的常态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党建引领型治理模式,为突破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中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党建引领型治理旨在激活社区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社会治理为核心意涵的视角转换,借由下沉党员的双重身份属性弥合了既有实践政治有效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空白与张力,通过补位动员、激励共振、资源链接的方式贯彻“政党创制社会,党员引领群众”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强大的治理动力是社区治理有效并走向善治的保证与必然要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动力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域,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生成的根本途径,而其中核心主体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社区力量的有机整合。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主体参与不平衡、主体权责关系异化和协同机制不顺畅的多元协同不足造成了社区治理力量构成较薄弱、治理主体力量难发挥和治理动力合力难形成的治理动力困境。因此,需要构建矛盾问题、价值理念、制度机制、组织动员的多维吸纳机制以促生社区治理动力生成。     

使组织机制运转起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组织机制分析将组织行动者如何选择适恰的“机制”来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作为研究重点。援引这一分析方法,基于社区协商治理典型经验的考察发现,情境创设与规则导入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两种重要机制。一是组织行动者借助组织、问题、技术的情境创设机制使党组织在多层级议事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将复杂的治理难题转化和提炼成公共性议题,并通过技术赋能使社区协商更为便捷、高效;二是组织行动者借助清单式、程序式、激励式规则导入机制对协商内容加以分类和确认,打造递进而闭环的协商流程,实现对行动者的广泛动员。这种运作机制背后蕴含了一种以制度调适和赋权手段界定组织行动的成员构成、权责边界和规则程序的“制度化”逻辑,为抑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伪创新”提供了可行思路。     

新媒体与基层社会的传播动员机制--“江门反核行动”个案研究

我国进入转型期后,基层社会中以社区为单位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新媒体对社区居民的动员和参与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刺激和联结作用,主要表现为线上的抗争性话语构建和线下的抗争性活动组织。在新媒介环境下,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重构了社区居民的动员机制,重置了社会议程的话语权,公民作为传播主体发挥其传播力量,体现出传播赋权的特征,推进了社区发展与基层民主进程。     

交往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协同逻辑

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格局正在形成。其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如何发挥中介作用，以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效协同并实现养老资源社会整合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文章以交往行动理论为视角，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对H市D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和功能，其协同逻辑体现为从最初的合法性建立，到福利属性、商谈过程以及共同意识构建的递进过程。与此同时，社会组织面临着信任度较低、社区重建资源整合难题、服务主体联动断层和缺乏规范化管理与平台建设方面的协同困境。对此，文章以老年居民需求为导向，提出了“信任机制、文化伦理、有效对话、统一目标、规范标准”的多元主体协同路径。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     

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生成机理与矫正策略研究

城市社区基层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我国基层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实践.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协同治理的典型.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水平和能力将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整体绩效.文章深入解构XZ市某社区的治理功能失调的案例,提出了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理论模型,基于绩效损失的理论视角,文章分析了不同的治理主体在该社区治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并分析了社区治理主体行为与绩效损失的内在联系,讨论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功能衰减、弱化的内在诱因.借助该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生产和选择过程,帮助人们在绩效损失的视角下全面理解我国新建社区在自治的治理机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在分析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有效规避基层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对策建议,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新的"抓手".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资源、权威与社会认同困境——以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例的分析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内外交加”困境是在由单位制时期向后单位时期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在成立和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分析发现,这些“内外交加”的困境表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着组织资源匮乏、组织权威失效、社会认同度低下等方面.而社区民间组织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忽视、社区民间组织自组织化的“弱视”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漠视.要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就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规划及相关制度建设,以提升与社区民间组织“合作共强”的能力;在社区民间组织层面上,要规范其活动行为以增强组织权威;同时还要动员各种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民间组织中以改良其发育的土壤.     

协同共生视域下公立医院组织韧性的培育路径

组织韧性已成为当前医疗卫生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如何培育其组织韧性是医疗行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动态与静态的转化机制”“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多视角考量”“组织内、组织间和组织外的多层联动”等组织韧性发展的关键维度出发,在深入分析公立医院的管理阶段、管理体系以及组织韧性构成的基础上,提出共生管理阶段公立医院组织韧性的构成要素。同时,引入学习理论的“刺激—机体—反应”范式,从协同共生视角构建公立医院组织韧性培育的系统性框架,以构建协同情境、协同共生体和协同反应机制作为组织韧性的培育路径,以期为提升公立医院系统整体韧性和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结构-功能”视角下的多元应急协作

为应对频发的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在应急管理中全盘包办的现状需要被突破，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政府、志愿和市场失灵”有着深层次原因，从“结构-功能”视角出发可明确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主体地位。对预案框架下和实际运行的应急协作网络的建构及其特性进行分析，可找出网络运行的阻滞因素。多元主体在应急管理各阶段有着各自的主要任务和功能，要将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常态化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作框架，开放培育应急市场，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建设数据驱动下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坚持优化协作高效的原则，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构建全过程的社区应急信息管理体系:基于4R危机管理理论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下社区应急信息管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R危机管理理论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出发,为完善社区应急信息管理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据此审视当下社区应急信息管理体系,发现存在应急信息评估研判失实、监测预警失灵、共享联动迟缓、公开披露形式化等四大症结。因此,应从促进社区应急信息管理常态化、推进社区应急信息管理科学化、实现社区应急信息管理一体化、落实社区应急信息管理责任等方面着力,构建全过程的社区应急信息管理体系,提升社区应急信息管理能力。     

技术整合：数字技术推动行政村社区整合的机制研究

行政村社区的建设是基层政权建设的一大难题,在人为划定的行政村社区层次上进行社区建设,面临着来自民众生活逻辑的挑战。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技术在国家系统力量主导下被密集地导入农村,为行政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技术整合行政村社区的实践机制包括：技术导入与制度供应相结合的系统整合,以双层社区成员身份耦合为基础的社区整合,以社群关系纵横发育为逻辑的生活整合。在数字下乡的实践中,协同考虑技术治理手段与村庄具体条件的适配度,是技术整合社区功能发挥效应的关键。     

行政执法赋权的现实缘起、路径评析与法治向度

行政执法赋权改革试图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将数十项甚至数百项行政执法权下沉至乡镇街道,最大程度解决长期困扰基层“有权无责”与“无权有责”两项治理难题。在超大规模治理国家过程中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宪法范围内积极促成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弹性治理空间,是推行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宪制诉求。回应基层执法实践难题、优化行政执法试点机制、践行党政合署驱动发展,是启动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依托党政联合发文开启、自上而下科层驱动、多类行政职权下沉方式进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从概括式权力下沉转向类型化赋权、从命令式权力下沉转向民主化赋权、从静止式权力下沉转向动态化赋权,有助于加快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法治化进程。     

浅谈老干部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作用

社区是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点。社区建设和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汇合。社区中的 老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及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干部)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社区建设和 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