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北宋黄河治理观念探析

<正>自古“御边、治河、澄官冗”为“百官有司之当务其大者”,黄河治理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甚至把堤防比作边防,把治黄比作治国,素有“黄河宁,天下平”之说。黄河素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北宋时期黄河频繁决溢甚至改道,河患较之前代更为突出,黄河治理问题是宋朝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终北宋一朝,治河成为基本国策,士大夫们也产生了诸多关于治河理念的探讨,     

论李化龙治泇河

明代黄河灾害频发,由于黄河是南北漕运的必经之路,所以治河与治运关系密切。明代万历三十一年—万历三十二年间担任总河的李化龙,力排众议,结束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泇河之议",开凿泇河成功,南北漕运得以避开黄河水患,畅通无阻,成为治河史上的典范。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

黄河图在清代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乾隆中期,河南段黄河出现严重河患,河臣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治理黄河,绘制呈奏黄河图,向乾隆帝、朝臣汇报河务信息,并为清廷进行黄河河政决策提供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彩绘本《豫东黄河全图》是乾隆中期河南黄河河患治理情形的集中体现,直观反映了清代黄河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略,表现了清代的河政运作和文书流转方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分流抑或合流：嘉靖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并未实现合流，虽然此时徐州以上的上流河段单股河河型初步形成，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却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嘉靖初年，明廷在河道治理问题上进行过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并在堤防的作用下实现了局部合流。在政治、环境、思想等层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嘉靖朝，诸多黄河本身以外的因素也给河道治理带来了极大掣肘。至嘉靖朝末，明廷在治河思想上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分流思想被新的合流思想所取代，并为之后隆万时期更加全面系统的河道治理工程开启先声。     

清代河道总督建置考

河道总督是清代河政实施的中心枢纽,也是清代治理河务的重要政府环节。清政府承继明代河务系统并加以完善。河道总督是治河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理黄运两河事务,尤其是保障运河河道安危、维持漕运畅通。清代河道总督建置的完善,大大提高了治河效率。清中后期,河政日益混乱,加之黄河铜瓦厢改道,至光绪年间,河道总督最终被裁撤。     

明代泇河开凿与徐州地方经济兴衰的历史考察

明代中后期开凿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开徐州黄河险段以及黄患对运道的威胁。泇河的开凿带来了运道的东移,给徐州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泇河开凿后的徐州地方经济经历了明显的衰落。泇河的开凿在导致徐州地方经济衰落的同时,也给台儿庄和窑湾等新运道沿线城镇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在军政祸乱频兴的政治环境下,铜瓦厢改道成为清代黄河治理的关键转折点,黄河由清初建国方略所确定的国家工程转变为地方事务。先是地方官绅百姓为自救计在新河道两岸修筑卑矮小埝,继而地方督抚尤其是山东巡抚在屡次向清廷推脱未果情形下勉强修筑起差强人意的大堤,事实上将原河督的治河职责无奈地承担下来。庚子事变后,东河河督被裁,所辖河段仿照山东成案改归河南巡抚负责,黄河治理彻底地方化。然地方治河实践步履维艰,问题重重。这一切折射出清代统治基础之败落。     

北宋政府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和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但同时她也是一条性格桀骜不驯的害河,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给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在北宋167年间,仅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发生决口事件达89次之多,受灾范围涉及到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为了确保黄河沿岸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稳定与安全,北宋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曾屡次就此问题号召朝野人士进行讨论研究,群臣和皇帝本人都曾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治理建议和方案。朝廷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重要的如:设立专门的治河机构,疏导、堵塞决口,修筑埽岸,开渠分水,植树护堤,浚川排沙,机械浚河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所产生的效果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或多或少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后人治河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治黄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公元11年的黄河大改道与人口问题浅说

分析了西汉时期人口与黄河河患的关系 ,认为人们对河患治理的片面性使得人口增长与河患频发呈现出正向比例的关系。这一结论启示人们 ,当前坚持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尤为重要、紧迫。     

贾鲁治河思想初探

元代黄河白茅决口后，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贾鲁在当朝统治者的支持下，毅然担负起汛期堵决的治河重任，并在堵口工程中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智慧和勇气，使堵决终于获得成功。此次工程也是中国古代治黄史上的一个著名范例。同时，贾鲁在治河中所表现出的实地调查，坚持真理，大胆创新，全面规措的思想方法，仍值得后人借鉴     

泸夷与宋代泸州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及其争论

泸夷的存在，是宋代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关键。在南宋中后期，以御戎为急，偏重边疆军事安全的地方治理策略成为官样文章中称颂泸州地方长官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加强边境地区的兵备和镇抚边外的蛮夷，通常是宋代士大夫提到泸州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政治文化意象。宋代泸州地位的上升，实质上依靠的是泸夷对川南社会影响力的强化。因此，其时泸州的地方治理就渐渐形成了不得不以“御戎为急”的大政方略。但部分士大夫则认为，泸州当局地方治理的方针策略偏离了儒家“阜民之政”的理想。从历史经验看，较之军事实力对川南少数民族各部的威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是宋朝稳定西南不可或缺的要素。     

康熙时期“治河案”述论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河道年久失修，黄河与运河多次决口。康熙十六年，康熙以河道关系重大，委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任河督后，以筑堤、堵口、修坝、疏浚为治河之策，致使河归故道。由于河工是肥差，在靳辅治河的过程中党派争斗表现得相当激烈，而康熙也正是借治河打击朝中的党派，从而加强了皇权。     

刘鹗生平事迹资料二题

刘鹗生平事迹资料二题严薇青一、从侧面看刘鹗在郑州黄河堵口工作中的具体事迹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黄河在郑州决口，第二年（１８８８）刘鹗秉承家传的治河学说，以“同知”职衔主动到郑州“投效”。由于他不辞辛苦，恪尽职守，深得河督吴大澄的赏识。黄河合龙之后，...     

贾让“治河三策”的现代启示

西汉时期,贾让提出"治河三策",成为治理黄河的最早文献。"三策"后来被王景应用于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析读《治河三策》,笔者认为贾让提出的"不与水争地"、顺自然而用之的思想,以及实地考察、比较分析而后形成决策等科学精神,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晚明私家鉴藏兴盛原因考——以嘉兴项氏家族为例

明代皇室收藏不力,为私家收藏提供了空间。士人雅好“玩好”促使鉴藏的兴起。明中后期,商人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他们投身鉴藏并借此标尚风雅。江南赋税严苛,使得时人不再把投资局限于田产,鉴藏本身又能致富获利,投资转向鉴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明代鉴藏胜于之前任何朝代,是政治文化氛围和经济物质影响的双重结果。嘉兴项氏在鉴藏上成就了一番事业,是晚明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缩影。     

贾让"治河三策"的现代启示

西汉时期,贾让提出"治河三策",成为治理黄河的最早文献."三策"后来被王景应用于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析读<治河三策>,笔者认为贾让提出的"不与水争地"、顺自然而用之的思想,以及实地考察、比较分析而后形成决策等科学精神,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朱之锡治河

清初河患异常严重,清承明制设立河道总督。朱之锡是清代第二任河道总督,他在任期间提出了具体的治河措施并加以实施,使河患得以减轻。朱之锡为治河鞠躬尽瘁,病死于任上,因此,深受沿河百姓爱戴,死后被沿河百姓称为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