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极端天气灾害的适应性治理研究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城市面临极端天气灾害的频发侵袭,此类风险具有突变、链式、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给当代政府"急时行政"提出迫切要求,推动公共部门灾害治理转型迫在眉睫.适应性治理强调重大风险应对的韧性目标,坚持主动、弹性和包容性原则,其倡导的结构重塑、资源整合、组织协同等理念契合城市极端天气灾害防控的实践需要.文章基于该视角并结合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预警防控短板、信息传递滞钝、应急联动的碎片化和基层响应困顿导致并放大了灾难后果.针对城市极端天气灾害,要确立适应性治理导向,在结构韧性、机制弹性、行动网络和科技赋能等方面进行调适改进,提升城市应对极端天气灾害的治理效能.     

刚性管制—弹性管理—韧性治理：城市风险防控的逻辑转向及启示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现代性风险几乎形影相随、相伴相生。在当下的风险社会,我国城市既面临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历史方位的进程改变,又承受着结构性变迁所带来的诸多非预期后果,成为名副其实的"风险集合体"。因此,破解整体性风险、谋求公共安全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共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形态逐渐从刚性城市演进为弹性城市,再演变为韧性城市,其风险防控的思路也先后经历了从风险管制到风险管理,再到风险治理的逻辑转变,从中可以提炼出目标置换、理念迭代、策略升级和行为变迁的城市治理经验,见证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政府管理介入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分析

伴随着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向深层次推进,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成为政府应急管理的重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分为"政策不当引发型""规制不力导致型""维稳疏漏补救型"三类,如果能够成功地对这三类事件进行风险治理、危机管理和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系统化应对,就基本上能够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管理目标。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清末民初北京民间组织对现代城市管理的启示

中国城市管理模式正面临由传统的行政模式向现代公共管理模式转型,需要构建多元化社会参与的城市治理格局。民间组织弥补了政府在城市管理、社会服务方面的不足。然而民间组织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和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然而在清末民初，民间组织曾经纷纷涌现，为缓解当时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风险治理:完善与提升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基石

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包括突发事件的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整个管理过程.然而,其管理对象从本质上讲还是"突发事件"本身.为了从最基础的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就需要从"事件"管理往前进一步延伸到对"风险"的管理.由于危机同时兼顾了"风险"与"事件"的特性,因此危机管理应当被贯穿到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并重的整个过程中去.同时.成功的应急管理工作不能仅限于动员整个社会资源有效地应对"事件"和"风险",而是要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整合多方力量,从公共治理结构等更基础的层面改善和确保整个社会在常规和非常规状态下的稳定运行.因此,未来国家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在完善全过程应急管理的基础上,充分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战略高度,促使朝着风险、应急与危机管理并重的整合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进行转变.     

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变化的表现、影响与优化

压力型体制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的运作变化是对随着当代政治实践发展而衍生的新的地方政府运作特征的总结概括,它的变化集中体现为运作过程技术化、硬性指标过密化、考核方式综合化和监督问责跨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产物,职责同构、属地管理、党政体制和政治伦理作为支撑结构构成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生成的具体实践进路。尽管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有利于增强上级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基层治理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政策执行成效,但是这一变化也导致乡镇权责失衡不断加重、拼凑应对逻辑日益盛行、干部避责行为滋生蔓延。对此,需要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目标引领下,构建"常规事情常规做""、上级责任上级担"与"公共事务公共督"的优化路径,不断调试横向党政关系、纵向府际关系与外部政社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继续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     

智能革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意蕴

智能革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是实现程序智能刚性治理与理念本身弹性治理之间的动态平衡,目标是构建一种平衡型的全球治理模式.智能革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丰富资源、达成共识、消除隔阂等方面可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但也在安全风险、数据隐患和国际公平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形成挑战.区块链所具有的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加密算法以及点对点传输等技术,能够为解决智能革命时代下因信任不足而引发的全球隐私、安全和公平等问题提供保障.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程序智能强化了全球的刚性治理能力,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程序智能更多体现的是程序的公平与正义,全球治理过度倚重程序智能可能会出现技术的异化风险.要实现实质的公平和正义需要保持程序智能刚性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弹性治理间的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弹性治理要求核心价值的定义由国家间达成共识,确保各国人民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自主性,并在保障其理念有效性基础上对全球个体充分赋权和鼓励全球各单元创新行为.因此,智能革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要增强全球治理的整体性能力,还要回归个体本身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大数据促进环境智慧化治理：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大数据在环境规划编制与环境决策、环境监测和应急管理、生态环境舆情引导、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提供等环境治理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大数据推动环境治理从行政主导型向多元合作式治理转型、从分散化治理向系统化治理转型、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治理转型、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型。然而,大数据促进环境智慧化治理面临着环境治理理念存在误区、环境智慧化治理制度层面的缺失、环境智慧化治理技术安全方面的制约等现实困境。基于此,应建立基于“理念—制度—机制—技术”四维分析框架,从转变环境治理理念、加强环境智慧化治理的制度供给、构建环境智慧化治理的保障机制、促进大数据技术发展等方面探索大数据促进环境智慧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韧性治理视角下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新型社会风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对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对城市老旧社区更新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改造老旧社区,有必要将社区置于一种特定的"风险情境中"重新思考社区更新,发展社区韧性治理。其重点在于通过重塑社区关系网络和提升社区自身发展能力,促进社区空间的多功能性以及社区空间生产与社会环境构成之间的互动,构建城市韧性空间及社区长效管理机制,实现对老旧社区从外部物理韧性到内部社群韧性的更新,进而形成应对社会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联合保障网。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转型期我国体制型风险的成因及其治理

本文从社会风险类型学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主要社会风险——体制型风险,聚焦其内涵、成因和表现,提出在体制型风险治理路径选择上,应建立社会风险行政问责制度,推动体制重建来促进机制更新,从而实现风险的治理;在体制型风险治理模式上,应从"冲击一回应"模式向"预防一主动"模式转变.     

高质量发展中邻避治理的尺度策略：基于城市更新个案的考察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我国不仅需要稳步推进内城空间的更新建设,还应充分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契机,在有限的时空下集中解决快速城市化所遗留的诸多弊病。城市更新背景下邻避问题的应对,显著区别于城市扩张阶段的应急处置模式,需要突破邻避设施兴建与否等微观空间尺度,并使其契合于城市发展整体进程。本文通过解析某邻避事件案例,发现案例前期"悬而未决"的邻避困局与后期冲突快速处置呈现出鲜明对比,其间隐含着城市更新阶段邻避治理策略的转换,更多通过空间尺度变换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大空间。这种城市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邻避治理策略,意味着重视寻求邻避问题化解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适配均衡,并在尺度策略、柔性化治理与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应对。     

智慧治理的中国话语：中外智慧治理意涵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智慧治理研究成为热点。国外智慧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智慧城市来进行,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六大内容之一;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一系列复杂情况,公共治理维度的智慧治理概念被提出;智能治理则是融合了东西方智慧的全球治理概念。国内智慧治理从智慧城市治理,到新型智慧城市治理,再到智慧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引介、借鉴到本土生长的超越,需要构建植根于中国情境和政策叙事的智慧治理话语。中国话语的智慧治理,需要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的作用,因为智慧治理的智慧来自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它是人类群智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共治,智慧治理位于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紧密合作与离散独立这两极之间的连续光谱上;需要更加凸显全球治理视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竞争延伸到制度与体制的竞争,国际的政治也是国内的政治,智慧治理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中体现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智慧;需要统筹线上线下,注重线下群体智能,践行新时代网上网下群众路线,汲取中国实践的治国理政智慧;需要统筹城乡,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坚...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政府职能定位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需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定位,政府治理模式需要进行转型.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需要重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塑行政运作的程序.通过对我国经济改革历程进行梳理发现,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压力型体制到合作型体制、从实质理性到...     

关于加快推进大庆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调研报告

加快推进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大庆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百年油田、构建战略新高、建设和谐大庆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和生态型城市转变的必然要求。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做大量调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加快推进大庆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以及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七个方面问题需要国家有关部委、中油集团和黑龙江省支持的政策措施与建议。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中的元治理——基于威海市“党建+物业”的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在多个领域正经历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科层治理或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治理向多元合作的治理网络的转型。然而，治理转型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以执政党党组织与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威发挥着重要的掌舵作用。本文以公共权威与治理网络的关系为关注点，从元治理理论出发，以威海市城市治理实践为案例，探讨了物业管理从市场机制向多元治理网络转型过程中，公共权威如何通过具体策略作用于治理网络的建构与管理，从而实现治理绩效的提升。目前在各地实践的党建引领下的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融合标志着城市基层治理的又一次重要转型，从元治理角度对这一转型进行解读与分析，不仅为治理研究中的政府作用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有助于更好地探索治理转型中的公共权威可兹使用的元治理策略，以推动治理转型的成功与有效。     

深度不确定性与应急管理

科学在消减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制造了新型不确定性.伴随危机而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社会恐慌与应急管理失序的源头.本文从风险及其社会放大视角分析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恐慌的产生与演化机理,提出了“深度不确定性”概念并将其视为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揭示“命令—控制”型应急管理体系与突发事件之间的“情境差距”的基础上,指出完成应急管理适应型模式转变的必然,最后从灾害的社会恢复力视角指出社会信任、公众理性精神是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