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宋代词论与诗教的离合关系及价值审视

词体独特的音乐体系、哀乐极情的表达方式及娱宾遣兴的功能,使最初的词作与词论呈现出疏离于儒家诗教的倾向。有宋一代,大批文人介入词坛并成为词坛主角,词作与词论逐渐向诗歌靠拢,词论中的诗教浸透也由隐而显,进而对词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宋代词论通过与儒家诗教的融合与互补,其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并对元明清词论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其演进历程的复杂性与认知体系的开放性,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日本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特色及汉译问题

日本的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物语论等各体文学论的相关文献,可以统称之为“文论”.日本古代文论经历了对中国文论的引进、套用再到活用的过程,形成了“物哀”、“幽玄”、“寂”等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范畴,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理论见解.日本古代文论基本上是纯文学论,对文学的抽象本质问题、本源问题、社会价值与功能问题等缺乏关心和探讨.在著述方式上,具有私人性、非社会性、家传化的特点,文体上具有散文化、随笔化的特征.     

论先唐颂体的正体与变体

"颂"作为一种与诗、赋不同的独立文体,它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文化有关,其文体风格是"雍容典雅、庄重肃穆"。先唐颂体呈现出正体和变体两种形式。《诗经》中《周颂》和《商颂》是宗庙正歌,《周颂·时迈》更为颂体树立了规范;但《鲁颂》的题材、内容形式呈现出了新变化,故被后世视为"变颂"。汉代既有郊庙乐歌的正体,也有被称为变体的颂文;魏晋时期颂体的世俗化进一步加强,这时期颂体的功能、歌颂对象、题材都呈现出新变化。先唐时期颂体的正与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着,它们共同促进颂体文学审美品味的形成,通过辩体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颂体的演变规律。     

论曹植的政治悲剧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一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文学成就，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而曹植，就是这一时代文学的杰出代表。钟峰在描述建安文学的盛况时指出：“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帧、王某为其羽翼。”①充分肯定了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骨干地位。曹植，字子建，曹操第四子，天性聪慧，少年时即通声律，善歌舞，精跳丸击剑，“世间术艺，无不毕善”②尤长于文学，十余岁即“善属文”；著述甚富，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载其流传下来的诗、赋、书、论、表、章、颂、赞及其它文共有二…     

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

先秦儒家文论经过汉代经学的改造 ,从一种民间文化立场转化为体制文化立场 ,这一意识形态化过程使汉儒关于文学的言说在本原论、功能论、创造论三方面与此前儒家文论有所不同。考察这些不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文论批评 ,以及儒家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重构教化的美学：《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论再造

针对浮华不实、只顾雕饰辞藻的文坛状况,为重建文学的教化理想,刘勰从文道关系、创作主体和作品本身三方面对“文”的内涵进行了美学扩充和归正。通过恢复文与道的必然性关联,刘勰论证了文章教化价值的形而上根源;通过打通六朝的感物说与儒家的“诗言志”传统,刘勰重塑了“感物吟志”的创作主体;通过发展先秦两汉儒家文质观,刘勰从文章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重新定位了理想之文。刘勰通过文论思想将儒家教化观与文章审美观相融通,在一种整体性的视域中,创造性地重构了彰显儒家人文精神的教化的美学。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现代性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脱离了文学的主体以后,成为解构和分析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一把利器。自"五四"以来,西方现代文论进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再造。西方文论的现代性、流派、思想渊源等问题,是我们了解并准确使用其的重要前提。了解西方文论的现代意义和思想价值,有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创新。     

对具体语境下"诗缘情"的解读——细读陆机《文赋》

本文在分析《文赋》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的以及后世文体发展的探讨,阐述了对“诗缘情”一说的理解,并试图对陆机相对于传统儒家文论的突破(而不是反叛)作出自己的解释。     

“文以足言”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生成及建构

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从“立言”之“不朽”所揭示立言为文的“文言”之语体形成,构成言与文相辅相成关系,以及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离,由此阐发言之文的文学语言功能作用;进而基于言意之辨与文笔之争拓展到言与体关系辨析,以有韵为文与无韵为笔的文体与笔体之辨,阐明文体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文体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特点,不仅形成“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之文势,而且形成文体语言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与呈现形态;再到“文的自觉时代”文学批评崛起,“论说”体以“理形于言,叙理成论”不仅凸显评论的功能作用,而且阐发评—论—理的层次序列与言—理—论的关系逻辑,形成“评者平也”“论者伦也”“说者悦也”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特征及传统,奠定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建构基础,至今仍然具有可供参考及启发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谢灵运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观

六朝是我国哲学与美学大发展时期。作为诗运转关文学家的谢灵运，在其哲学思想及创新思维指导下，也产生了颇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尤其是他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自觉，以审美的标准打破文体间的绝对界限，互吸互融，从而兼善各体，风格多样，突破了传统的源自儒家“正名”思维“辩体”观念，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发"新潮"于"旧泽"--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对我国传统文论的消解与重构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文学的界定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先秦以降,文学或被认为载道工具,或杂糅于其他文体而被视做“小道”、“末流”,一方面总跳不出儒家诗教的樊篱,同时其归属问题也始终游走于两可之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清末民初年间,值“旧泽已衰”、“新潮弗发”之际,深受“国故”及“西学”双重浸淫的周作人对我国传统文论作了大量的解构式话语操作。     

论中外诗歌中形异及形异诗的价值

诗是最讲究语言形式的艺术 ,中国古代诗歌中都存在对正统诗体的形异现象 ,产生了大量形异诗。形异是一种文体创造 ,因此形异诗具有特殊的文体价值。形异诗创作对人的空间智能的科学运用十分有助于诗人的艺术思维和创作。这是与“形异”能够更好地表现情感、包含内蕴和指呈内容的价值同等重要的价值     

“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体”与情性关系解读

文体思想是古代文论的研究核心。本文基于传统文体思想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中心,从“文体”概念三层面清理了“文体”概念的形式化误读问题,提出“文体”概念非仅涉及文学的艺术形相,实与情性具有两面一体的统合性关系,且在二者关系之中,情性是第一位的,故传统文体思想在肯定“文体”的本体性地位的同时,有效遏制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并因其对“文体”与情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开出了“言少意多”、“意在言外”的审美思路。     

陆机《文赋》刍议

<文赋>所讲的"诗缘情而绮靡",首先不是作为理论要求而提出来的."诗缘情而绮靡"以下的十句话,是陆机对包括诗在内的十种文体审美风格的概括描述.这种对文体风格的关注,是对文学形式独立审美价值的发现."诗缘情而绮靡"的重心不在"缘情"而在"绮靡".<文赋>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和形式问题,是文学自觉意识成熟和审美风尚转变的理论标志.     

论“言志”在南宋词中的回归

确切地说，词言志的崛起是与词地位的提高彼此呼应的。就文体的正统而言，诗有诗教，文有文统，惟迎词，托体不尊，被目为小道，得以决定地位等卑的首要依据是它们表现内容上的重大差异。言志词关注现实社会，内容题材上张皇开拓，为词体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坚实稳健的基础。而词体地位的提高，使词迅速与传统儒家文艺观的植神正面接轨，是言志创作意识高扬和创作旨归确立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在北来，词已成为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但是由于创作主流内容上相对的“俗”、“淫”、“粗”，以及受到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的压抑和摧残，一直处于半…     

文学是文体的艺术——汉语文体学理论重构与韦勒克文体学思想

就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而言,汉语文体学并非只是关于分类和风格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修辞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文体的艺术.现代语境下的汉语文体学研究,深受英美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文体学思想的影响.此一影响以“文学是文体的艺术”为中心,依次在文体学的价值、文体学的方法以及文体学与修辞学之关系等不同层面展开,为中国文论文体意识的复兴和汉语文体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容告神明：盛世叙事传统与玄宗时代的典礼颂

“颂”与盛世叙事传统密切相关。在现代的文学观念中,颂作为一种古代文体不属于文学文体,其内容被认为是装点政治、缺乏情志之作,故被摈弃于文学史范围之外,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古代的盛世叙事传统中,颂不仅是歌颂盛世的文体,颂声的出现本身即被视为盛世的表征,成为盛世叙事的对象,同时又是盛世叙事的媒介与形式。在盛世叙事中,颂的文体功能是颂美盛德并将其成功告于神明,由此关乎天人秩序。在古代的文体秩序中,颂处于极高的位置,是一种神圣文体。颂作为古代盛世叙事的核心文体,其意义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