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与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三

教化,是儒家政治设计中将其政治理念推行于社会,应用于社会治理,感应于民众人心的根本途径,也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双层结构模式的必然选择。教化的途径有:修己以安人,即感化之道;富之,教之,即利导之道;以刑辅教,即强制之道;神道设教,即麻醉之道;使之,由之,即愚民之道。教化的目的在于使民"易使",使其不犯上作乱。     

儒家教化观本义及其与当代公共管理的共鸣

儒家的治世之道是综合了礼、乐、刑、政的全方位“教化”观念。本文通过爬梳典籍,首先阐明“教化”之原本意义,以及它不同于“奴化”和“说教”的旨趣所在;其次分析“教化”之两端——“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理解儒家教化的施行方式;最后援引“公共管理”这一主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充分合作的治理方案来彰明教化之思路,并借助“文化政策”的视角来理解教化对礼乐的运用。     

修己与治人——从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说起

《大学》絜矩之道的诠释,关系到儒家传统中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的问题。朱子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人心之同,以己心为天下之心,可以兴起民众,正其好恶取舍,故絜矩之道仍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延伸;王夫之则认为家、国、天下之间“理势自别”,因此,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教之之道,以立教为本,推行“恒政”,为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给出了严格的区分。在对絜矩之道的诠释中,朱子的理论重心落在推度人心与兴起民众共通的道德意识上,即以道德的途径为首出,而王夫之对朱子以来的诠释作了深刻的反思,以政治的角度去探求絜矩之道的实现方式,试图以“恒政”实现教、养、政的统一。总的来说,朱子的诠释更贴合《大学》的文本脉络,船山的诠释则更显理论上的创见。     

“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

郭店简《尊德义》等相关文献为我们理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本真内涵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方向.近年的相关研究,略偏重和纠结于“知”与“强”的对应关系,多从单纯治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汉语中为一典型的兼语句式.这两个使令动词后加兼语、加谓词性词组构成的兼语句子所表示出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知”与“强”二字亦并非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民可使由之”之“之”,既非指“民”,亦非指“王”,而是指“王教”、礼乐或“道”.此道、礼乐,是统治者和天下百姓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而王与民当共由之.旧注理解“民可使由之”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尊德义》通过“道”的本体义与随从、引导诸义间的内在意义关联性,揭示出了其德教原则的形上学根据.“使由之”或“使道之”这种为政、教化的方式,其精神本质就是要把“民”先天所本有的“道”在民自身中实现出来,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德教”.儒家反对使民“知之”,此“知”应读如字;其所拒斥的正是人主以强力推行其政令那种愚民的暴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其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     

陈子昂诗的感遇与兴寄——基于儒家“相感”说的再讨论

儒家的伦理教化并不以规则或律令的“强制”与“命令”为主导,而倾向于在道德的示例中为他人确立可以取效的行为典范,在事态中生发道德感动,并由之产生自然而然的道德教化的效果。教化的要点,不在于给出一种生命理想完满的状态,而是在于对他人、它物的关切中,彰显生命的道德责任,并由之提示生命向善对于生命本身的成就。陈子昂在中古诗学中的意义,自儒家传统诗教视角而言,乃是在晋宋以来诗歌新风习的强势之下,重新倡导一种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追求的诗歌创作。故而,在特定的意义上,陈子昂的复古自然会更着力于道德教化的效应,并因之影响书写形式的选择。     

“德礼之治”: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考察

控制作为管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和环节,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涵义,其对象也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等因素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指向的乃主要是对人的控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实际上一语道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就是“德礼之治”,而其社会政治控制则亦由此演绎而来:(一)注重德礼引导教化的事前控制,而不十分重视以政刑惩诫为内容的事后控制;(二)强调以“德”为内容的内在控制与以“礼”为内容的外在控制的相互结合运用;(三)以“克己复礼”为工夫的个体控制和以社会教化为功用的群体控制的相互参照.     

文武之道的特质与“民本”意涵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认同的儒家政治道统。在孔子看来,文武,在儒家政治道统谱系中是可以取法和效仿的典范。文武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王之德纯,武王以义成。文王传授武王“中”道及其“敬德保民”的意涵,客观上为儒家政治价值观的早期形成奠定了民本的根基。文王尚德,是美德政治的楷模;武王以义成,评判武王克商事件的政治合法性,是先秦儒家政治发生史上的重要事件。周初对天命政治的新诠,使得文武之道有了“重民本”的特性,突显了儒家政治道统“敬德保民”的核心意涵。     

“诗圣”释义 偏移的历史过程

“诗圣”一词蕴涵着两重意义:最初是指诗艺的无体不工、无美不备,而后来则逐渐移向传统儒家诗教文化的道德圣人。杜甫走向圣坛,尤其是诗圣含义发生历史偏移是由于历史演变至宋代之际所形成的宏观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一位诗人的恒久推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上是以将教化富于诗中为最高、最理想的文学境界的。诗之圣者,先为人圣,杜甫的真正贡献是将传统的孔、孟之道诗化、人格化,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典范和象征符号。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儒家的法律道德化思想

德体法用是儒家的德法关系论 ,引礼入法是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 ,原心论罪是儒家司法道德化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和重视道德教化对当前我国立法、司法乃至精神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 ,但儒家法律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当代社会的法治建设相冲突的 ,从总体上说 ,其影响是必须克服的。     

浅议无讼意识

几千年来 ,中国民众视公门为畏途 ,一旦发生纠纷讼事 ,不是依靠体现国家王权的法律 ,而是依靠持续稳定的乡规民约调整解决 ,这种心理状态便是“无讼意识”。无讼意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传统 ,有它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1.社会根源。这可以追溯到儒家的治国方略。儒家强调等级伦常 ,重视道德教化 ,通过确立名分 ,以使社会尊卑有序。即所谓“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夫夫 ,妇妇”;认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如果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去打官司 ,那便是道德教化不…     

从“圣王”到“素王”:公羊学视域下的德性政治

“素王”问题导源于孔子有德无位的生存处境和儒家“德位合一”思想信仰之间的理论张力。在公羊学中,它内嵌于“素王改制”的义理结构,以独特的政治思考传达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在德性政治脉络下,它则凸显出儒家关于“德位合一”这一理想政教的思想路径与价值诉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素王”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春秋公羊学乃至整个儒家政治哲学的关键枢纽。     

传统儒家"德教"思想析论

传统儒家“德教”思想提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西汉时期。它以“人性本善”作为理论依据,强调“德教”的重要性与社会作用,提出了“德教”的基本要求与道德规范,“德教”的宗旨与目标,德教的体系与方法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所包含的很多合理的、积极的成分,仍然值得当代社会的人们去继承与借鉴。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试论儒家的“教化”思想

儒家重视教化乃基于其德善并非天生的正确认识,他们无论对“人之初”时的人性如何看待,却都始终与修养论、教化论密切相联。重教化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政治、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如何推行教化,儒家有其专门的理论,其中,“乐教”、“神道设教”便是十分重要的方式。为了使教化取得切实成果,儒家认为教化者的身教十分重要,这是由儒家的历史观决定的。另一方面,基于对教化工作客观规律的认识,儒家还重视教化的持久性,也就是说教化应常抓不懈     

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的重大改造.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当代东亚政治的权力腐化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先秦儒家“德政”、“德教”关系论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可概括为"德政"与"德教"两个层面,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即 "德政"是"德教"的前提,"德教"是"德政"的保证。细探究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伦理建设、公民道 德建设将不无裨益。     

中国文化传统的“旧邦新命”——中国文化传统现当代转化的理论自觉

儒家将修身之道与平天下之法融会贯通,言教不言养,由此形成了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从马克思“三形态说”的视角来看,儒家的平天下之道是传统社会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的产物,表征的是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儒家以“礼法”来平治天下,其社会目标是想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命、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以“资本”为标识的市场经济或工业文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其存在论特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转化从社会层面来讲就是从自然经济时代的教之道转化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教之道,为对抗“物的依赖性”提供精神文化支撑,从而在对中国文化传统“抽象继承”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时代的“平天下”之道。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     

“■道”辨——从南朝梁吴承伯起义谈起

在中国历史上,把受宗教迷信影响的起事和暴动,往往称之为“妖贼”、“妖人”或“妖道”,这类事件不绝于书,吴承伯起义只是其中影响很小的一次,但它却被误认为受火祆教影响的一次起义。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与吴承伯起义相仿的几次暴动,以及火祆教来华的流播状况,认为吴承伯所挟之“道”,不能当作“祆道”,即波斯火教解,而应通“妖”,作“妖道”解;并认为吴承伯起义受到民间道教的影响